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视角出发,对“东北现象”进行分析,解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本文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背后是产业结构转型的迟缓和停滞,这既包括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结构转型,也包括制造业内部不同资本密集度行业之间的结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使东北地区错过了由符合我国总体比较优势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本文发现,上述农业劳动生产率假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均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同时,本文还进一步通过与川渝地区的对比强化了对核心假说的论证,并对东北地区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收缩问题,不仅是一个人口流失问题,而且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城市层面进行配置后的结果。本文从“资源错配”新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9年287个地级市及以上的数据,系统分析了中国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的资源配置情况,并且结合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行政等级情况进行了交互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城市收缩确实与资源在城市层面的配置有关,收缩城市的资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而且收缩城市既存在资本配置过剩,也存在劳动力配置过剩。其次,从资源错配的角度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城市收缩在不同地区并存出现的现象,中西部是资本配置过剩问题,而东北则是劳动力配置过剩问题。最后,对于收缩城市而言,资本配置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全部过剩,劳动力配置则在东部和中部不足而在西部过剩;资本在非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而劳动力在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低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高的城市更严重;低等级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高等级城市更严重。本文对于中国解决城市收缩、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资源配置等问题富有启发意义。解决中国城市收缩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升级能力以及城市等级等因素,合理优化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的配置。

消费中心(城市)是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可以预见,如同我国生产中心的发展,带动形成强大的国内生产供给体系,我国消费中心的发展,也将带动形成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体系,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随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我国开始试点,未来中国各省份围绕消费中心的竞争必定越来越激烈。作为一项大的消费经济、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世界经济政策举措,消费中心有着其内在的促内循环机制,具体包括通过提升区域消费动能加速内循环的动力机制、通过延展区域消费容量扩大内循环的扩容机制、通过强化区域消费供给能力做强内循环的消费供给机制、通过扩充区域消费资源夯实内循环的资源基础机制、通过提高区域消费品质升级内循环的内涵深化机制、通过多样化区域消费产品体系完备内循环的外延扩展机制。无论是对于消费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对于内需刺激、宏观调控、国际经济协作,这些机制都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在数字经济时代，乡村振兴需要数字技术提供引擎和发展动力。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融入中国农村的重要形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如何？本文采用2012～2018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淘宝村出现的时空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级市内有无淘宝村”“地级市内淘宝村数量”均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对于一个淘宝村数量处于平均数（18个）的地级市来说，其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比没有淘宝村的地级市高642元，相当于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5%；此外，淘宝村使得农民消费支出提高315元，相当于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2.4%，有利于推动经济内循环。异质性分析发现，淘宝村对初始农业生产率低、城镇潜在市场大的地区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淘宝村的增收效应主要源于对创业的拉动作用。本文结论表明农村电商可以激发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本文在全面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议题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报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历次五年规(计)划,围绕“为什么做、怎么做、做了什么、未来如何做”四个问题展开。全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举措,遵循“让数据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维度选取22个指标,结合非平衡面板数据量化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与重大成就。历史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大同文明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打破了现代化只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神话。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是信守承诺的,对发展是锐意进取的,对政策是延续不断的,对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对世界是命运与共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自己国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系统观念一以贯之。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全国人民所需和世界发展之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成功。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需要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历经了四个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价值取向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服务中国实践为基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传承前人学说和坚持各门经济学科的融会协调;提高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学术水平需要解决好学术概念、经济原理、历史知识、文献整理和学术争鸣等问题;提高中国经济学学科的话语权,应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基点,在内容、方式和传导上发力。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基于“技术—经济”研究范式,即技术革命引致经济变革,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涵盖“三个变革”,即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其中,动力变革包括“五个根本转向”: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传统要素转向数据要素、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从物理基础设施转向数字基础设施、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变革包括“三个精准连接”:微观层面研发、制造、营销、营运四个区段精准连接,中观层面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四个链条精准连接,宏观层面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精准连接;质量变革包括“三个深度融合”:微观层面生产者和消费者深度融合、中观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深度融合、宏观层面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深度融合。在“新技术群”的加持下,在动力变革的基础上,通过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速度增长相统一的新型发展模式。

2022年,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乌克兰危机升级、全球通胀升温、美联储货币政策剧烈调整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面对国内疫情反复和“三重压力”等挑战,中国经济在压力中迎难而进,总体呈现V型走势。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一年,做好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宏观政策需继续保持足够的逆周期调节力度,促进经济恢复更加稳固、更加充分,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进一步优化工具选项,有效对冲私人部门需求不足缺口,促进产出缺口收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进一步发挥好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和减轻债务负担;提质加力就业优先政策,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同时,要注重加强各类政策之间协调配合。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对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建议2023年抓好以下重点工作任务:一是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二是稳定预期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着力扩大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三是在化解风险的同时构建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四是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五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高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六是加快重点领域改革攻坚步伐,深化对外开放应对外部挑战;七是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八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九是着力稳定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十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如何理解产权塑造及其对市场发育的影响是经济学的核心话题，然而相应的经验证据并不充分。本文使用一套基于中国雷州半岛独特“祖宗地”现象的调查数据，对于农地制度演化如何塑造产权进而影响市场发育进行了探讨。首先考察样本村庄的土地制度演化史，通过提炼制度特征得到四类制度代表型：湄潭实验组、全国典型组、良序拟私有制组、失序拟私有制组。其次，使用一个政府管制与自发秩序权衡的理论框架，分析四类不同制度演化所塑造的产权状态。最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权稳定性确实是政府管制和自发秩序互动的结果，为二者的力量权衡所塑造；产权清晰性却是政府管制的单调函数，即越管制越清晰；产权清晰性对于土地流转市场范围的扩大具有支撑作用；产权稳定性对于土地流转市场的深化而言必不可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视角出发,对“东北现象”进行分析,解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本文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背后是产业结构转型的迟缓和停滞,这既包括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结构转型,也包括制造业内部不同资本密集度行业之间的结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使东北地区错过了由符合我国总体比较优势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本文发现,上述农业劳动生产率假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均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同时,本文还进一步通过与川渝地区的对比强化了对核心假说的论证,并对东北地区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力量。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始终存在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的突出现象，本文将其称为中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本文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内在机制的理论模型，利用中国各省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存在的显著差异性以及合理的工具变量，得到稳健性经验发现：2008~2014年，中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对地区内微观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这种抑制效应相当突出，要素市场相对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滞后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企业人均创新总投入和人均私人性质创新投入分别下降1.200个和1.202个百分点。后续的机制分析揭示，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是因政府干预或控制要素市场而产生的高垄断价格挤压工业部门利润率所致。这些经验结果与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含义一致。本文的经验发现证明，在中国全面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为中国碳减排目标实现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首先将城市化作为背景变量引入分析框架，并基于 STIRPAT 模型构建了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潜在类别模型，进而实证考察了在城市化的影响下，相关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动态差异性影响；继而，基于蒙特卡洛模拟对碳排放的潜在演变趋势进行了动态情景分析。研究发现，人均GDP、人口密度、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因此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仍偏向高能耗模式。动态来看，部分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促增效应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而弱化。在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人口密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促增效应会逐渐下降；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占比的提高会助推地区碳排放增长，而对大多数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而言，FDI 占比的提高具有碳减排效应；第二产业占比提高仅对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的碳排放呈现出显著的促增效应。动态情景分析结果表明，在历史基准情景和政策导向情景下，中国较难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而在技术突破情景下，基于四种城市化演化背景，中国可在不同时间点和碳峰值水平上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此外，不同水平的城市化背景下碳排放达峰路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其中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先缓后急”式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中国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更为有利。因此，政府需要在制定稳定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条件下，致力于提升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以确保如期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奇迹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话题，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和重大实践创新。本文在中央—地方政府纵向治理的框架下，总结出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治理模式，旨在为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提供新的视角。首先，对目标责任制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总结概括目标责任制体系中目标制定、目标分解和目标考核三个环节相互演进的结构特征。其次，主要从民主集中制、中国式分权、垂直治理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解析中国模式下目标责任制有效运作的制度基础。最后，进一步分析在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管理体系中，地方政府通过自我激励效应和标尺竞争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以期为深化央地政府间治理关系的制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为下一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