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创业活动能够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推动乡村经济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型，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本文将耗散结构理论拓展应用到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范式中，运用跨学科的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县域创业活动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底层逻辑，并采用2011～2020年中国2045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县域创业活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县域创业活动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促进资本集聚、推动技术创新等途径吸引信息、物质等负熵流进入乡村产业振兴系统，促进系统形成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异质性检验表明，县域创业活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地区和非电子商务示范县发挥得更加充分。因此，建议各级政府结合当地要素禀赋条件发展县域创业活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系统形成耗散结构，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面对老年人口基数增大、老龄化速度加快并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的紧迫现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本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构建了关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与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理论模型，并以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有助于促进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于中等社会保障水平地区、中年家庭以及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既能减轻短期风险冲击，也能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调整生计策略来培育农村家庭的长期发展能力，从而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优化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合作创新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重要路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是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影响。与通常认为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会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不同，理论分析发现，现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通过改变研发项目的独立创新和合作创新成本进而影响企业选择采用独立创新方式或者采用合作创新方式完成研发项目能够获得的预期收益的相对大小，企业可能更倾向于从事独立创新活动。利用中国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行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独立发明专利申请量，显著降低了高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的联合发明专利申请量，显著抑制了企业从事合作创新活动。为此，建议提高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通过提高合作创新活动激励使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目标。

在推进有效的政府治理、深化财税改革的背景下，本文运用了双重差分方法，基于地方政府欠款清理工作专项督导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了政府清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清欠可以缓解企业的流动性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意愿，优化融资环境，提高创新项目的估值。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在创新注意力较高的企业和新兴产业更为显著。进一步地，本文运用分位数控制法评估了不同地区政府清欠对于企业创新的处理效应，发现该处理效应在北京、湖北等地区更为明显。本文对于政府清欠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的研究，对全面提升企业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财政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内容。信息披露不仅是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与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保障，也能够对公司经营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2015～2021年发布的《行业信息披露指引》构建行业信息披露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行业信息披露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信息披露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且在市场竞争较强环境下对管理层经验较少的企业的金融化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行业信息披露通过学习模仿效应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信息披露促进了实业投资，提升了投资效率，帮助企业“脱虚向实”，表明行业信息披露对公司经营起到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行业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还探索了行业信息披露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机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深化行业信息披露监管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擘画了一幅崭新的蓝图，是体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选取我国沪深A股2010～2021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言行不一”的数字化转型对股价的具体影响，并探讨数字化转型“言行不一”的可能成因。研究发现，“言行不一”的数字化转型会使得企业所面临的股价风险显著增加，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地，探究数字化转型“言行不一”的成因，发现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会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言”与“行”之间的差距，且亏损企业样本更为明显。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国有企业“言行不一”的数字化转型行为的容忍度更高。本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种衡量方式——数字化文本词频与数字化技术占比，提供了具象化的连接桥梁，为增强资本市场稳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见解。

金融是国民经济血脉，也是国家发展重器。本文从注重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耐心资本出发，理论和实证相结合讨论耐心资本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理论上，耐心资本通过为实体企业提供“长钱”支持，避免企业通过频繁的金融市场操作来维持短期利润表现与股东回报，这是其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逻辑所在。实证方面，利用2009～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证实了耐心资本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起到抑制作用，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内生性讨论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耐心资本主要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感知水平和风险承担水平来发挥作用，将金融化程度分为适度金融化和过度金融化后，耐心资本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证明了耐心资本具有稳定企业盈利波动率的效应。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对耐心资本的定义、特征和作用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也为预防实体企业偏离主营业务、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指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与渗透的背景下，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是否会引致失业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利用PSM-DID估计方法，从企业层面研究机器人应用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就业，企业应用机器人后，其岗位需求增加约28.85%。机制分析发现，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及增加产出来促进就业。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劳动密集型及东部地区企业，非劳动密集型及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机器人应用的就业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本文还发现机器人应用不存在“挤出效应”，机器人应用并没有显著降低行业内非机器人应用企业的岗位需求。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本文综合SRCFS模型与模拟退火算法优化投影寻踪模型确定新质生产力三级指标体系核心要素，采用最小离差法组合赋权和灰色新陈代谢预测模型分别对中国2019～2023年、2025～2035年两个时段的新质生产力进行评价与预测，同时使用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聚类法对以上两个时段的新质生产力进行分类和特点分析。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在短期及中长期发展过程中都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但仍存在地区差异；在短期，中国各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可以划分为发达、中等发达及欠发达三类，其中大部分均未达到发达水平；在中长期，中国各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将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提高，除少数省区市外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及以上水平。因此，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既要统筹布局整体发力，也要因地制宜协同攻关。

协同发展是我国优化城际发展格局的重要方向，而合理进行高铁网络规划对于促进城际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分别构建度数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指标以刻画高铁网络的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并基于2006～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效应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研究发现：全样本下，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均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通达深度的正向作用相对更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东中部地区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的正向作用相较于西部地区更强，且其高铁网络规划应侧重通达深度；大城市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的正向作用相较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更强，且其高铁网络规划应侧重通达深度；经济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是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作用于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表现。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其鲜明特征和时代价值，2025年底前全岛封关运作更是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大好机遇。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将面临更大风险挑战，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其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经济主权风险、国际投资风险、金融开放风险、数据跨境流动风险、优惠税制安全风险、生态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等。因此，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建设过程中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在明晰开放发展与安全风险防控的辩证关系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加强防范外资安全风险、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促进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精准全面防控税收风险、维护生态和公共卫生安全等举措，加快建立起与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从而在安全风险可控前提下率先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范例。

在新发展阶段，突破扩大农村消费的瓶颈、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已经成为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政府引导的农村电子商务建设为提振农村居民消费提供了可行的新路径。本文基于2011～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借助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这一准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政府引领的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能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约2.4%；作用渠道分析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农民收入、破除数字技术使用障碍、降低贸易成本三方面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欠发达和电子商务欠发达的县域政策处理效应更大，说明该政策对农村消费福利的影响具有包容性。因此，应持续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在提高农村地区电子商务覆盖率的基础上，完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和相关公共服务，持续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提供持续动力。

提高劳均农业生产率是保证粮食稳定供给、收敛城乡发展差距的关键。本文基于2003～2020年县域面板数据，使用交叠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新型城镇化政策对县域劳均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新型城镇化政策使当地农业额外增长5.6%，促进了县域劳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第二，新型城镇化政策推动了农村劳动力流出，依靠机械投入替代劳动力投入的作用机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具备农业规模生产条件的平原地区的劳均农业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三，改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政策无法直接提高劳均农业生产率，但能通过与新型城镇化政策相结合进一步促进劳动力流动，增强了新型城镇化政策效应。研究认为“以人为核心、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是促进农业增长、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应进一步通过优化制度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县域为载体推动要素城乡流动，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及城乡融合的加深加固。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键在于产业发展与人口规模相匹配，否则后扶贫时代脱贫地区就需要适时调整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精准扶贫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贫困县人口外流加速。机制检验显示，精准扶贫促进了贫困县经济增长，但同时加速了贫困县人口外流；贫困县交通条件改善也是引发人口外流的重要机制之一。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处于非城市群的贫困县相比，处于城市群的贫困县更可能因精准扶贫而出现人口流出的情况；精准扶贫相关财政支出也提升了贫困县人口外流速度。本文旨在说明，在贫困县大规模人口流出的背景下，可以考虑将对地区的财政投入调整为对人的财政投入，合理定位脱贫地区的角色，避免过度或低效的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投入。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有助于通过招商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本研究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否有利于更大程度地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空间资源有效配置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2009～2020年智慧城市试点与北京大学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智慧城市设立对地区招商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设立提升了地区吸引外资水平，表现为增加单位企业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相比于非资源依赖型地区，这一效应在资源依赖型地区更显著，同时在地理区位上呈现出向西部倾斜的特征。机制检验显示，智慧城市设立可以通过促进要素实物集聚和虚拟集聚来提升地区招商引资水平，而样本期内实物集聚发挥的作用更大。本文为探索经济新发展理念和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基于金融地理视角，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银企距离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中，提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的假说。据此，本文利用银企距离对北京大学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进行加权，构建企业层面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标，并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相应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具有广泛普惠性、风险可控性和精准匹配性，并且这一正向溢出效应在高市场化程度、高数字技术水平的区域更加显著。本文还发现虽然其他融资渠道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均无法实现完全替代，表明各地政府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溢出效应予以更多关注。本文丰富了微观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为引导传统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数据研究了在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下非房地产企业融资需求与信用利差变化情况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扩大了投资者对非房地产行业债券的投资规模，相比低融资需求企业，投向高融资需求企业的资金规模更大，企业获得融资后信用资质改善更明显，信用利差缩小程度更大；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有显著的异质性作用，高评级企业、所处金融环境更好及投资者偏爱行业的高融资需求企业的信用利差缩小程度更大，但“非优势”企业的债券利差也显著缩小，政策具有普惠影响。因此，应重视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对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的溢出影响，引导资金更有针对性地投资于“非优势”企业，充分利用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的溢出效应，提升经济长期发展潜力。

本文深入剖析地缘政治、贸易冲突与全球价值链（GVC）重构的内在关联，在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的双重视角下考察GVC重构的底层逻辑与演化方向，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制度性冲突已深度嵌入GVC，诸边联合博弈左右GVC重构进程和方向，GVC重构经由投入产出关联放大贸易冲突和大国博弈的负面影响。其次，利益分配失衡加剧GVC选择性“脱钩”“制造业回流”推动贸易和投资规则重组、贸易动力模式进入新旧转换通道成为GVC重构的驱动因素，促使GVC开始重构，而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目标、技术性贸易摩擦常态化、公平贸易与价值观贸易盛行则成为GVC加速重构的催化剂。未来，主动需求协同被动应对推动GVC重构愈加泛化、全球价值链非市场变化凸显主权化趋向、自主创新成为GVC攀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最后，中国应贯彻落实创新立国战略，通过超大国内市场规模加快推动本土核心技术创新，坚持以市场吸引“逆向创新”，加强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体系顶层设计，利用好进出口两面市场，与主流国家加强交流。本文扩展了从外部动力视角探究GVC重构的研究内涵，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和破解“低端锁定”困境具有政策启示。

厘清农业绿色增长的来源是探索其低碳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前提与基础。基于对现有增长核算理论的拓展，本文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估算农业部门的能源与环境要素足迹并纳入全要素生产率（TFP）核算框架。首先聚焦资源与环境要素的“隐含”足迹测算，将其作为资源利用与环境排放“直接”数量的合理替代；其次利用全球43个主要经济体农业部门数据构建生产前沿面，改进边界调整测度模型和全局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解模型，不仅能观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增长水平，也可按照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的不同来源，实现投入/产出变量对GTFP变化贡献的立体分解与全面识别。结果显示，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途径为推动农业能源利用（足迹）技术的创新与农业用地效率的提升。从区域视角，发达经济体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驱动，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依靠效率提升驱动。时间维度上，农业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效率提升促进了早期的生产率提高，中期的生产率提升主要依靠技术创新的正面影响；近期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农业部门效率提升与技术创新的“取长补短”应成为领先群组与落后群组相互学习的“新常态”；对于中国而言，能源利用、碳排放及污染物足迹，以及农业用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是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后期应当重点提高农业部门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能力，切实发挥绿色技术对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引擎作用。

长期以来，市场分割一直被认为是阻碍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有研究甚至在猜测中国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比国际贸易要高，本文通过对2003～2009年世界各国贸易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来自增值税统计的省际贸易数据联合分析，从贸易流量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正面的解答。通过使用四种经典的引力模型和空间引力模型，稳健地得到在剔除经济总量和地理距离的影响之后，中国的国内贸易比国际贸易更容易开展的结论。使用空间引力模型还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与国际贸易相比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本文的结论可以视作对中国存在过高国内交易成本说法的一个直接的否定。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国内贸易成本应该还有更大的下降空间，但大幅降低贸易成本、畅通国内贸易仍任重道远。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激发消费潜能、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作为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农村作为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巨大消费潜力。为了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规模、升级消费结构的效应，本文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农户金融市场参与在数字普惠金融培育农村消费力方面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有效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规模、提升消费品质；农户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受教育水平及工作性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的金融市场参与度，如投资金融市场、缓解信贷约束等途径提升农村消费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其ESG表现和社会责任履行对于促进经济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实证检验国有资本持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资本持股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ESG表现。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信息环境来促进民营企业ESG表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民营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较大时，国有资本持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当民营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压力较大时，国有资本持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较弱；在非国有经济发展较滞后的地区，国有资本持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较强。本文从ESG表现视角，揭示了国有资本在促进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反映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推动经济全面绿色转型的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劳动者身体健康问题，从工业机器人应用的视角，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并进行一系列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有效改善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工作环境改善及工作性质改变正向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但同时通过收入下降及工作时长增加负面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异质性分析发现，户籍因素能够影响常规型工作从事者本应通过工业机器人应用获得的身体健康效应。此外，本文还发现户籍制度改革是提高农业户口劳动者健康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距的重要策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并特别指出要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治理体系。全球正经历的“机器换人”的人工智能应用浪潮，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生产和贸易状况。本文利用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核算全球67个国家或地区2002～2018年出口的三元边际，以价格边际度量出口产品质量，并匹配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检验人工智能应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该结果是稳健的。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被解释变量、采用解释变量滞后期、PSM-DID、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安慰剂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究其机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劳动生产率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需要以较高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和创新技术关注度为支撑。本文的分析可为发展人工智能、建设贸易强国提供有益参考。

有效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是微观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沃土”，理应发挥出促投资的积极作用。本文选取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税收“放管服”改革作为政策冲击，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对企业有效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扩大投资，并通过减少管理层寻租行为来提高投资效率；其促投资效应在税收征管力度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大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文从促进税收法治化、服务现代化、征管信息化三个方面提出深化税收“放管服”改革的政策建议，强调重视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促投资效应，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安装量数据，研究了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为代表的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层面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不仅在企业层面形成了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而且对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提升作用在外部资本可得性较低的企业、未获得财政补贴的企业、高强度人力资本行业企业更为显著，融资约束缓解因此被证实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关键；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所推动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升最终带来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以及生产效率、市场价值的提升。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观出发，本文梳理和评价中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实践历程、发展成效与经验启示。首先，从单一目标到多元协同的转变展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模式之变，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观阐释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动力之源，通过新时代协同推进的战略举措展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创新作为；其次，构建一个包含降碳减污、绿色转型和经济增长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系统，并基于发展目标和投入要素两种视角对整体系统绩效进行分解，真实立体地展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重大成就。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取得显著成效。从发展模式看，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绩效高于降碳减污增长协同绩效，更高于单一增长绩效；从发展目标看，社会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的绩效水平不断提高，绿色转型正逐步内化为两个子系统的自身能力；从生产要素看，水资源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能源生产率持续提高，绿色转型不仅能够提升各要素系统绩效，还能内化系统自身能力；从区域层面看，四大板块在整体绩效及子系统绩效上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异质性，总体绩效水平呈现发散态势。本研究为新发展阶段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事实依据和经验参考。

我国数据交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交易类型日益丰富,数据定价是数据交易的关键环节,一个合适的价格可以激励交易各方促进成交,使数据充分流动。数据要素定价是将数据看作商品,并使用具体模型对其进行定价的行为,涉及信息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领域。本文首先从实践层面出发,分析数据交易平台现状,具体包括数据平台的不同模式、交易的数据产品类型以及定价方式。其次,从理论层面出发,梳理了数据和数据产品的概念,明确了数据要素定价的对象,并总结了数据要素的五大特征——非竞争性、非稀缺性、排他性、强协同性和价值异质性,这些特征决定了对数据要素进行定价的复杂性。再次,从数据要素价值评估的基本维度、主要数据定价技术以及数据交易市场的主要定价策略三个层面展开,评价了各数据定价方法的优势、局限性和适用性。最后,基于目前数据定价方法研究的不足以及实践中数据定价存在的问题提出区块链赋能实现数据要素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定价、利用隐私保护技术实现数据的分类定价、多领域技术协同构建统一的数据要素价值评估体系以及完善数据交易市场的相关政策法规。

平台直播生态(Platform Live-streaming Ecology,PLE)在注意力经济的催化之下繁荣发展。然而,PLE中多元化主体对异质化资源的整合难免存在资源滥用,引发价值共毁。本文旨在揭露PLE自组织的演化机制,强化PLE价值共毁的治理,从自组织理论入手,对PLE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展开探讨,并且提出治理路径规避价值共毁的发生。研究发现,PLE内部存在开放性、动态性、协同性、创新性的相互作用；维持机制与创新机制构成了PLE的演化过程；内外部动力推动PLE的走向——价值涌现。同时,发现资源滥用是PLE价值共毁的核心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治理价值共毁的系统路径模型,包括微观治理与宏观治理两条主体路径,以及信息技术生态治理路径和保障机制治理路径。本文关注异质性主体所引发的价值共毁风险,利用管理研究提出治理模型能够进一步推进管理学的现实应用。

绿色金融工具能否发挥示范功能,引领和推动更大范围内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这是健全绿色金融体系需要回答的问题,更是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0～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表现的行业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会显著提升同行业其他企业的ESG表现。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会加剧行业竞争并带动同行业其他企业采取更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动从而提升ESG表现。异质性检验表明,小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低碳企业的溢出效应更显著。本研究不仅拓展了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也深化了对绿色债券发行经济后果的认识,为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与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