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第1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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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毅夫,尤炜,张皓辰
    2022, 1(2):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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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视角出发,对“东北现象”进行分析,解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本文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背后是产业结构转型的迟缓和停滞,这既包括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结构转型,也包括制造业内部不同资本密集度行业之间的结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使东北地区错过了由符合我国总体比较优势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本文发现,上述农业劳动生产率假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均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同时,本文还进一步通过与川渝地区的对比强化了对核心假说的论证,并对东北地区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 张少华,陈洁仪
    2022, 1(2): 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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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收缩问题,不仅是一个人口流失问题,而且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城市层面进行配置后的结果。本文从“资源错配”新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9年287个地级市及以上的数据,系统分析了中国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的资源配置情况,并且结合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行政等级情况进行了交互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城市收缩确实与资源在城市层面的配置有关,收缩城市的资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而且收缩城市既存在资本配置过剩,也存在劳动力配置过剩。其次,从资源错配的角度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城市收缩在不同地区并存出现的现象,中西部是资本配置过剩问题,而东北则是劳动力配置过剩问题。最后,对于收缩城市而言,资本配置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全部过剩,劳动力配置则在东部和中部不足而在西部过剩;资本在非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而劳动力在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低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高的城市更严重;低等级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高等级城市更严重。本文对于中国解决城市收缩、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资源配置等问题富有启发意义。解决中国城市收缩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升级能力以及城市等级等因素,合理优化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的配置。
  • 周勇
    2022, 1(2): 8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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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中心(城市)是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可以预见,如同我国生产中心的发展,带动形成强大的国内生产供给体系,我国消费中心的发展,也将带动形成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体系,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随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我国开始试点,未来中国各省份围绕消费中心的竞争必定越来越激烈。作为一项大的消费经济、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世界经济政策举措,消费中心有着其内在的促内循环机制,具体包括通过提升区域消费动能加速内循环的动力机制、通过延展区域消费容量扩大内循环的扩容机制、通过强化区域消费供给能力做强内循环的消费供给机制、通过扩充区域消费资源夯实内循环的资源基础机制、通过提高区域消费品质升级内循环的内涵深化机制、通过多样化区域消费产品体系完备内循环的外延扩展机制。无论是对于消费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对于内需刺激、宏观调控、国际经济协作,这些机制都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 蒋铭哲,刘乃郗
    2022, 1(2): 10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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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级市建设高铁会面临“站点新设”和“原站新修”两种地址选择,这一选址策略往往是基于铁路规划、财政目标、经济增长目标和政绩目标等多种视角的综合考量。观察发现,“站点新设”和“原站新修”的差异性主要集中在财政收支和用地方面,由此对全国185个地级市高铁站数据采取动态面板差分GMM估计,研究高铁站选址决策能否提升财政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估计结果显示:高铁站建设规模需求较小的地级市实施“站点新设”能够带来预算内收入提升,地级市实施“原站新修”会带来预算内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进一步分析得到三点结论:其一,税收收入较高、GDP较高和第二产业主导的地级市实施“原站新修”更容易导致预算内收入下降;其二,在高铁站建设周期影响下,地级市实施“站点新设”能提升预算内收入;其三,高铁站选址存在财政动机,即土地出让收入越低的地级市更重视非税收入增长,倾向于实施“站点新设”,而土地出让收入越高的地级市则倾向于实施“原站新修”。
  • 张文赞,江国传,武文杰
    2022, 1(2): 12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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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冲击着劳动力市场。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及影响机制,本文使用2003~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归纳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测度后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扩大企业的员工规模,核心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宏观提振效应;后发优势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过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生产率、促进创新和推动规模增长,从而促进员工规模增长。本文验证了技能偏向性与常规偏向性假设的成立,并发现行业、数字技术、区域及与中心城市距离存在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提供了相应启示。
  • 任颋,刘欣
    2022, 1(2): 16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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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冲击着劳动力市场。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及影响机制,本文使用2003~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归纳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测度后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扩大企业的员工规模,核心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宏观提振效应;后发优势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过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生产率、促进创新和推动规模增长,从而促进员工规模增长。本文验证了技能偏向性与常规偏向性假设的成立,并发现行业、数字技术、区域及与中心城市距离存在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提供了相应启示。
  • 余文涛,杜博涵
    2022, 1(2): 20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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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台经济生态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转型发展的新趋势。本文采用178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电商平台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电商平台应用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电商平台应用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的总量溢出效应实现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人力资本的结构优化效应却未能产生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还表明,电商平台应用将通过市场势力效应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推动作用,其市场竞争倒逼效应的作用缺乏显著性。在使用替换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后,上述实证结果仍然是稳健的。本文对于平台经济背景下如何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 何二龙,王在全
    2022, 1(2): 23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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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析陕甘宁边区革命对教育性别平等的影响。结果发现,陕甘宁边区的建立缩小了14.75%的教育性别不平等,且在农村地区作用更大。新中国成立后边区县教育性别平等程度仍然高于非边区县,而推行义务教育之后其作用消失。利用事件研究法后结果依然稳健,改变控制组样本量发现边区教育存在溢出效应,以晋察冀边区做了安慰剂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陕甘宁边区通过教育缩小了教育性别不平等,教育制度的延续性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其仍然存在影响的原因之一。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对教育性别平等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革命和女性发展具有一定参考。
  • 马福国,潘文卿
    2022, 1(2): 25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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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东欧与苏联加盟国在转型初期采取激进式价格改革,并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转型性衰退阶段,总产出与转型前相比平均下降4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自1978年采取了渐进式价格改革,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产出增长。本文借鉴生产网络破坏理论建立包含生产网络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重新审视转型性衰退的生产网络根源,揭示出价格市场化改革冲击如何与特定的链式生产网络相互作用并最终导致乘数倍的总产出波动的机制。研究结论为:激进式价格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产出波动效应最大,先放开上游部门产品价格的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波动效应次之,先放开下游部门产品价格的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波动效应最小。反事实结论为生产网络的存在会乘数倍放大政策冲击的产出波动效应,揭示了此乘数效应的时间趋势以及随微观参数值发生变动的比较静态结果,数值模拟结果证实了转型国家转型初期经历的转型性衰退的网络根源的相关特征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