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本文综合SRCFS模型与模拟退火算法优化投影寻踪模型确定新质生产力三级指标体系核心要素，采用最小离差法组合赋权和灰色新陈代谢预测模型分别对中国2019～2023年、2025～2035年两个时段的新质生产力进行评价与预测，同时使用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聚类法对以上两个时段的新质生产力进行分类和特点分析。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在短期及中长期发展过程中都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但仍存在地区差异；在短期，中国各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可以划分为发达、中等发达及欠发达三类，其中大部分均未达到发达水平；在中长期，中国各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将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提高，除少数省区市外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及以上水平。因此，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既要统筹布局整体发力，也要因地制宜协同攻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与渗透的背景下，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是否会引致失业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利用PSM-DID估计方法，从企业层面研究机器人应用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就业，企业应用机器人后，其岗位需求增加约28.85%。机制分析发现，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及增加产出来促进就业。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劳动密集型及东部地区企业，非劳动密集型及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机器人应用的就业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本文还发现机器人应用不存在“挤出效应”，机器人应用并没有显著降低行业内非机器人应用企业的岗位需求。

金融是国民经济血脉，也是国家发展重器。本文从注重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耐心资本出发，理论和实证相结合讨论耐心资本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理论上，耐心资本通过为实体企业提供“长钱”支持，避免企业通过频繁的金融市场操作来维持短期利润表现与股东回报，这是其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逻辑所在。实证方面，利用2009～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证实了耐心资本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起到抑制作用，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内生性讨论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耐心资本主要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感知水平和风险承担水平来发挥作用，将金融化程度分为适度金融化和过度金融化后，耐心资本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证明了耐心资本具有稳定企业盈利波动率的效应。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对耐心资本的定义、特征和作用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也为预防实体企业偏离主营业务、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指引。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擘画了一幅崭新的蓝图，是体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选取我国沪深A股2010～2021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言行不一”的数字化转型对股价的具体影响，并探讨数字化转型“言行不一”的可能成因。研究发现，“言行不一”的数字化转型会使得企业所面临的股价风险显著增加，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地，探究数字化转型“言行不一”的成因，发现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会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言”与“行”之间的差距，且亏损企业样本更为明显。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国有企业“言行不一”的数字化转型行为的容忍度更高。本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种衡量方式——数字化文本词频与数字化技术占比，提供了具象化的连接桥梁，为增强资本市场稳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见解。

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内容。信息披露不仅是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与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保障，也能够对公司经营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2015～2021年发布的《行业信息披露指引》构建行业信息披露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行业信息披露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信息披露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且在市场竞争较强环境下对管理层经验较少的企业的金融化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行业信息披露通过学习模仿效应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信息披露促进了实业投资，提升了投资效率，帮助企业“脱虚向实”，表明行业信息披露对公司经营起到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行业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还探索了行业信息披露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机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深化行业信息披露监管提供了决策参考。

在推进有效的政府治理、深化财税改革的背景下，本文运用了双重差分方法，基于地方政府欠款清理工作专项督导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了政府清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清欠可以缓解企业的流动性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意愿，优化融资环境，提高创新项目的估值。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在创新注意力较高的企业和新兴产业更为显著。进一步地，本文运用分位数控制法评估了不同地区政府清欠对于企业创新的处理效应，发现该处理效应在北京、湖北等地区更为明显。本文对于政府清欠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的研究，对全面提升企业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财政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合作创新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重要路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是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影响。与通常认为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会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不同，理论分析发现，现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通过改变研发项目的独立创新和合作创新成本进而影响企业选择采用独立创新方式或者采用合作创新方式完成研发项目能够获得的预期收益的相对大小，企业可能更倾向于从事独立创新活动。利用中国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行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独立发明专利申请量，显著降低了高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的联合发明专利申请量，显著抑制了企业从事合作创新活动。为此，建议提高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通过提高合作创新活动激励使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目标。

面对老年人口基数增大、老龄化速度加快并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的紧迫现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本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构建了关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与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理论模型，并以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有助于促进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于中等社会保障水平地区、中年家庭以及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既能减轻短期风险冲击，也能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调整生计策略来培育农村家庭的长期发展能力，从而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优化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县域创业活动能够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推动乡村经济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型，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本文将耗散结构理论拓展应用到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范式中，运用跨学科的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县域创业活动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底层逻辑，并采用2011～2020年中国2045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县域创业活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县域创业活动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促进资本集聚、推动技术创新等途径吸引信息、物质等负熵流进入乡村产业振兴系统，促进系统形成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异质性检验表明，县域创业活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地区和非电子商务示范县发挥得更加充分。因此，建议各级政府结合当地要素禀赋条件发展县域创业活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系统形成耗散结构，促进乡村产业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