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新时代十年的中国创新发展,从理论渊源、理论解释和现实依据三个方面深入阐明新时代十年中国坚持创新发展的基本逻辑,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创新发展的战略举措系统梳理新时代十年创新发展的实践历程,基于客观翔实的数据真实立体展现新时代十年中国创新发展的重大成就,并结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部署展望新征程上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可行路径。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下,中国围绕人才资源、自主创新、基础研究、新兴产业、创新高地、科技成果转化和体制机制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创新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创新投入持续增加,创新产出显著增长,创新环境日趋完善,创新效率不断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明显上升,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创新高地加速崛起,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全球创新版图的地位不断提升,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迈出重要步伐。面向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任务,中国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加快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推动研发和品牌两端发力、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和创新高地建设、推进科技对外开放,为新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中国全面开展气候治理,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历史节点,不仅需要理解中国过去碳排放增长的驱动来源,还需要从国际视角出发,对中国未来碳减排路径进行有效评估和合理判断。尽管发展阶段与具体国情不同,但发达国家碳达峰的实现历程,为中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提供了国际视野和借鉴参考。因此,从更宽视野分析不同国家处在不同工业化阶段,其碳排放的驱动方向和驱动程度可能存在的规律性特征,对于解析中国如何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优化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鉴于此,本文首先采用指数分解法与生产理论分解法相结合的综合分解框架对全球主要碳排放国家过去二十年的碳排放变化进行回顾性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经济产出效应远超同期其他国家。资本能源替代承担了中国过去十余年的减排重任,但国际经验表明伴随工业化进程,资本能源替代效应逐渐减弱,亟须探索碳减排的新动力。随后,对中国2022～2060年碳排放演变路径进行模拟的结果表明,能源结构加速优化与生产技术绿色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可能的碳减排动力来源,技术效率提升是碳达峰时间节点提前的关键,能源结构调整成为从碳达峰迈向碳中和的主要推动因素。此外,2060年可能仍然存在超过20亿吨的碳中和缺口,需要利用负碳技术做“减法”。积极稳妥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地采用碳减排对策,短期内应加强国际交流,加速低碳技术扩散与创新,长期则应从供需两侧逐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其支持政策作为新的时代命题正在成为全球共识。本文围绕1978～2022年中央政府部门颁布的中小企业支持政策,搭建“政策时域—政策工具类型—府际关系—生命周期取向”分析框架,展开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探究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逻辑和政策着力点,从中萃取中国经济增长特色和规律性。结果表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逻辑在于“先发展后支持”,凸显“政策窗口效应”和“政策红利效应”。政策效应评价方面,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整体过溢,但科技和人才支持不足,以及存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总体结构失调；府际关系网络关联性与一致性持续增强,但核心部门的政策主导作用仍显不足；基于生命周期模型的分析显示过半政策工具为全周期导向,更可能作用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中小企业,凸显了“扶强”理念,也表明政策精准性有待提升。进一步分析中小企业的五种发展模式后,提出了生命周期取向、数字技术赋能、长效稳态机制的政策建议,以及该制度逻辑对于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和经济结构再平衡及未来政策取向的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2001～2019年中国2845个县级市数据,匹配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城市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收缩显著地抑制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城市收缩导致经济增长下滑6.91%。细分行业后发现,收缩城市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下降11.8%,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17.8%,第三产业增加值下降30.2%。这意味着,人口流出不仅影响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增加值,而且对于服务部门的负面冲击更大。第二,2008年之后,城市收缩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进一步强化,城市收缩导致GDP增长下滑12.3%,高于样本期内的平均水平。第三,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收缩会通过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减少研发投入、抑制企业进入、提高企业退出率,最终抑制经济增长。但是,城市收缩不会抑制居民消费。此外,本文还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均不会改变。研究表明,人口流出会造成经济下行,需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

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是破解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推进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期望SBM模型综合测算了各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全面考察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在经过平行趋势、安慰剂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来实现,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削弱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政策红利。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有效提升非资源型城市、衰退型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省会都市圈内城市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但对成长型和成熟型资源型城市、非省会都市圈内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在未来推动能源革命的进程中,应基于各类城市特征不断深化改革用能权交易市场机制,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推动能源要素高效配置与合理使用。

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采用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诚信文化词库用于度量企业诚信文化,并研究诚信文化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诚信文化对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上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较为完善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抑制企业管理者短视与自利行为和改善上市公司信息环境是企业诚信文化影响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重要路径。本文还发现,企业诚信文化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完善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才能起到有效的外部监督作用；诚信文化主要是抑制基于“蓄水池”动机而不是“投资替代”动机的金融资产投资并优化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结构。

绿色金融工具能否发挥示范功能,引领和推动更大范围内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这是健全绿色金融体系需要回答的问题,更是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0～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表现的行业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会显著提升同行业其他企业的ESG表现。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会加剧行业竞争并带动同行业其他企业采取更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动从而提升ESG表现。异质性检验表明,小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低碳企业的溢出效应更显著。本研究不仅拓展了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也深化了对绿色债券发行经济后果的认识,为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与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平台直播生态(Platform Live-streaming Ecology,PLE)在注意力经济的催化之下繁荣发展。然而,PLE中多元化主体对异质化资源的整合难免存在资源滥用,引发价值共毁。本文旨在揭露PLE自组织的演化机制,强化PLE价值共毁的治理,从自组织理论入手,对PLE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展开探讨,并且提出治理路径规避价值共毁的发生。研究发现,PLE内部存在开放性、动态性、协同性、创新性的相互作用；维持机制与创新机制构成了PLE的演化过程；内外部动力推动PLE的走向——价值涌现。同时,发现资源滥用是PLE价值共毁的核心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治理价值共毁的系统路径模型,包括微观治理与宏观治理两条主体路径,以及信息技术生态治理路径和保障机制治理路径。本文关注异质性主体所引发的价值共毁风险,利用管理研究提出治理模型能够进一步推进管理学的现实应用。

我国数据交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交易类型日益丰富,数据定价是数据交易的关键环节,一个合适的价格可以激励交易各方促进成交,使数据充分流动。数据要素定价是将数据看作商品,并使用具体模型对其进行定价的行为,涉及信息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领域。本文首先从实践层面出发,分析数据交易平台现状,具体包括数据平台的不同模式、交易的数据产品类型以及定价方式。其次,从理论层面出发,梳理了数据和数据产品的概念,明确了数据要素定价的对象,并总结了数据要素的五大特征——非竞争性、非稀缺性、排他性、强协同性和价值异质性,这些特征决定了对数据要素进行定价的复杂性。再次,从数据要素价值评估的基本维度、主要数据定价技术以及数据交易市场的主要定价策略三个层面展开,评价了各数据定价方法的优势、局限性和适用性。最后,基于目前数据定价方法研究的不足以及实践中数据定价存在的问题提出区块链赋能实现数据要素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定价、利用隐私保护技术实现数据的分类定价、多领域技术协同构建统一的数据要素价值评估体系以及完善数据交易市场的相关政策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