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工具和第一生产力的“元生产力”，正逐步成长为新的生产力引擎，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鉴于此，本文在厘清新一代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历程及内涵特征基础上，探究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运行机理和实践路径。具体而言，理论方面，系统分析了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创新驱动机制、人力资本高级化机制和资本结构优化机制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机理；实践方面，从宏观层面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三大战略引导，中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市场需求”、“政府引导+市场调节”、“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和“政府保障+市场评估”四项政策驱动，微观层面的数智人才、自主创新、资本赋能、智能产业和智实融合五措并举三个维度，提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为我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被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从历史和制度视角分析中国南北经济分化背后的深层次逻辑。本文基本结论表明，南北经济分化和演变并非晚近的、新的经济现象，而是隋唐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在战争和人地关系驱动下形成的广义南北制差异，是理解历史和现代南北经济分化的重要视角。广义南北制差异具体为北方军农主义和南方农商主义的正式规则差异、“北疏南密”的行动组织差异以及“北农南商”的社会文化差异。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的正式规则瓦解，但“南制”中的组织能力和商业文化为南方培育了市场意识和要素集聚渠道，南方民营经济顺势发展，鼓励竞争、创新的营商环境由此形成。南北制下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组织差异是理解南北经济分化的底层逻辑。

大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按照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在位企业会不断地被新企业替代，大企业的市场地位也不应该被同一主体长期占据，新企业或中小企业有机会成长壮大进而取代既有大企业的市场地位，这一过程表现为大企业持续的更新换代。但是，现实中大企业的更替速度往往较缓慢，阻碍了创造性破坏进程。本文以我国1997～2020年境内外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大企业更替缓慢的原因及其经济影响。研究表明，首先，对内部影响因素的检验发现，研发创新水平或国有企业性质并不是阻碍大企业更替的重要因素，大企业主要依靠初始的规模优势构筑市场壁垒，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市场主导地位。其次，对外部影响因素的检验发现，发达的金融市场、开放的经济环境和较少的政府干预等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可以促进大企业的更替，加速创造性破坏进程。最后，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长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大企业抑制了其他企业的融资、投资和创新活动，并进一步阻碍了地区层面的创新、创业和经济增长。本文从创造性破坏角度丰富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维度，同时也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为了激励企业研发创新，2008年我国出台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而围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展开评估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政策的内生性；二是考虑到企业会进行研发操纵，不处理上述问题就会高估政策效果。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全国企业创新活动调查数据库系统地评估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层面的创新产出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该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税负，增加了与研发相关的政府补贴，而且，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这一信号可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及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等，进而促进研发创新。本文的研究不仅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也为后续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评估数字生态下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数字化无形资产占比两个指标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表现。对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发现，数字变革有效改善了初次分配，且集中体现在员工就业和员工薪酬上，而对以捐赠和扶贫为代表的三次分配作用有限。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从劳动力结构升级、流动性约束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且在企业党组织嵌入更深、劳动密集度更高、生命周期步入成熟期和银行竞争更激烈的状况下，作用更为显著。此外，企业助力共同富裕的行为还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所获财政补助和社会形象。本文为新时代技术进步与社会福利关系的研究增加了证据，并为完善收入分配提供了相关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绿色发展原则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提升企业在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方面的表现是实现目标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的交易数据，实证研究贸易网络地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分析节点企业通过贸易网络对上下游企业ESG表现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其ESG表现具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二阶间接关联中，嵌入贸易网络结构的企业的ESG表现提升更加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处于网络核心节点的企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媒体和资本市场的关注度实现ESG表现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管制行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贸易网络地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地拓展分析发现，节点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上下游企业的ESG表现，尤其是对下游客户。贸易网络地位增强了节点企业ESG表现的溢出效应。当节点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处于同一行业或地区时，这种效应更为明显。随着节点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ESG协同水平提高，节点企业对上下游企业ESG表现提升的促进作用也更加突出。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是建设制造强国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创新性地利用《工业“四基”发展目录》对工业“四基”相关上市公司予以识别，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产业基础再造对我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基础再造有效提高了“四基”领域内工业企业生产效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平行趋势条件和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一系列因素后依然成立。此外，产业基础再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低技术企业和有较好工业基础的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游产业基础再造能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溢出效应提高中下游企业生产效率。在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和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背景下，产业基础再造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备性和安全性，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中断风险。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产业基础再造对工业体系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为如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本文以我国1988年开始的产假延长改革作为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产假天数增加对我国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适度享受更长产假有助于增加女性劳动收入以及提高女性正规就业的参与率。这一长期动态效应逐渐增强，并且在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或是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女性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进一步发现，产假延长有利于提升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从而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益。本文结论对我国产假政策和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完成2035年远景目标和任务的必要之举。金融与科技的结合能否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企业绩效增长与收入分配，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绩效增长和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不仅能够促进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提升，还能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及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绩效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银行业竞争程度和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外部法制环境的改善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科技对劳动收入份额增加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增长”上，金融科技通过提高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自主创新，提升企业绩效；“劳资分配”上，金融科技能同步提升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但平均工资率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劳劳分配”上，金融科技带来的企业绩效提升虽然扩大了高管—员工绝对薪酬差距，但能够通过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缩小高管—员工相对薪酬差距。本研究为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