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乌克兰危机升级、全球通胀升温、美联储货币政策剧烈调整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面对国内疫情反复和“三重压力”等挑战,中国经济在压力中迎难而进,总体呈现V型走势。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一年,做好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宏观政策需继续保持足够的逆周期调节力度,促进经济恢复更加稳固、更加充分,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进一步优化工具选项,有效对冲私人部门需求不足缺口,促进产出缺口收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进一步发挥好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和减轻债务负担;提质加力就业优先政策,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同时,要注重加强各类政策之间协调配合。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对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建议2023年抓好以下重点工作任务:一是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二是稳定预期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着力扩大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三是在化解风险的同时构建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四是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五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高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六是加快重点领域改革攻坚步伐,深化对外开放应对外部挑战;七是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八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九是着力稳定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十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第一动能。当前我国西部地区人才匮乏问题仍很突出,难以适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本文从企业创新的视角考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如何有效落地。研究发现,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对西部地区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中涉及“常驻支持”、“个人发展”及“经费支持”的激励措施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政策着力于消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将人才个人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并为人才提供配套科研资金支持时,人才对企业创新会产生持续促进作用。此外,随着西部各个地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人文环境、居住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等制度环境因素的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本文将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消除西部地区人才困境、促进区域技术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压力越大,当地企业杠杆率越高。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的“援助之手”改善了企业融资的供给和需求条件,是引起财政压力效应的主要推手。在实现路径上,本文发现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支持本地已有企业,尤其是纳税大户和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以及吸引新企业进入辖区来扩大税基。因此,继续完善财政激励机制,努力化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将有助于为结构性去杠杆创造出更适宜的环境。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出的战略要求。环保法治强化是促进企业加强污染治理、“倒逼”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也是推动我国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保障。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样本和手工收集的绿色专利数据,本文从新《环保法》法条出发,将企业环境处罚、公众环保举报、政府环保补助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新《环保法》施行引发的法治强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新《环保法》施行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法治强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主要诱发了企业绿色实用创新,但对更有助于污染治理的绿色发明创新不显著。第二,在企业面临环境行政处罚、公众环保举报及政府环保补助减少的情境下,新《环保法》施行“倒逼”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新《环保法》主要促进了国有企业及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绿色创新,法治强化有助于解决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环保不作为问题。本文不仅为新《环保法》的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而且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法律规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对企业绿色转型提出更加紧迫的要求,而且也要以企业绿色转型为重要前提。本文基于大样本微观数据将中国“十一五”减排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总量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污染物总量控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提升了以人均增加值和每单位资本增加值度量的企业生产率,即实现了减排增效,推动了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绿色转型是通过前端治理中资本深化、企业用能效率提升和末端治理中增加投入和/或提高设备处理能力来实现的,由此验证了总量控制型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技术改造而非技术创新机制。这一政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污染排放程度较高的未达标企业以及满足最低生产标准的达标企业中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为“双碳”背景下中国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推动中国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实施“双碳”战略背景下,本文借助智慧城市试点开展准自然实验,首次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智慧城市的减碳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平均而言减少了试点城市4.2%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一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以及排除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稳健成立;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进而通过创新效应和结构效应实现碳排放减增量,同时,智慧城市建设还通过优化绿地分布、提升绿化率缓解城市热导效应,实现碳排放减存量,但是固碳效应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特大城市与非资源型、资源成长型、成熟型城市等产生的减碳效应更为显著,而对资源依赖型城市无减碳效果;空间效应研究还发现,智慧城市建设的减碳效应在空间上呈现正向溢出特征。本文研究从城市建设视角丰富了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具体路径,对响应“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党的二十大号召而言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寻找新的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智慧城市试点为提升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新的路径。本文将2012～2014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校准后的NPP-VIIRS类夜间灯光数据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基于2005～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智慧城市试点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没有智慧城市试点的地区,智慧城市试点能显著提高县域经济增长水平;智慧城市试点通过提高当地的投资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改善产业结构并无显著作用。空间双重差分的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对周边地区资源的汲取,相反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政府拥有的经济权力和初始条件会影响试点的效果,智慧城市试点对县级市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普通县和中西部地区,但不同县域的经济均受益于智慧城市试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是中国到2035年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缓解家庭信贷约束是增加家庭资金流动性、平滑居民消费、促进居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不仅影响了中国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变,也是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难点。本文在城市层面匹配了2011～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缓解家庭信贷约束,其作用机制为拓宽正规信贷之外的其他信贷渠道。同时,上述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体现出对于低收入、低资产、户主健康程度较差的家庭以及农村居民家庭的“普惠性”特征和对金融知识水平及智能手机使用依赖的“数字性”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企业发展的绿色转型需要资金支持。货币政策变化反映了企业外部金融资源可得性难易程度的变化,而融资约束则反映企业内部财务资源紧缺状态。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面板泊松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在不同的融资约束状态下,货币政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融资环境不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企业融资约束越紧,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反而表现得越明显。在企业经营状态正常时,价格型货币政策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表现好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在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可以同时实施定向的宽松数量型和紧缩价格型货币政策,前者有助于缓解企业财务资源压力,后者通过调控企业的融资成本,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此调控政策的作用效果对于重污染行业和国有企业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