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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岳, 金敏, 张勋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7.

    破解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数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潜力。本文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设立,利2005~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指数,这种缓解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外部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企业内部融资成本两种渠道得以实现。此外,“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主要集中于民营企业、低杠杆率企业和服务业企业,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具有缩小不同产权类型企业“融资鸿沟”、校正银企借贷过程中“属性错配”和助力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等作用。本文为企业“降成本,促融资”问题提供了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视角的解决方案,为实 “数字强国”战略目标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 邵帅, 范美婷, 黄辉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3.

    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为中国碳减排目标实现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首先将城市化作为背景变量引入分析框架,并基于 STIRPAT 模型构建了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潜在类别模型,进而实证考察了在城市化的影响下,相关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动态差异性影响;继而,基于蒙特卡洛模拟对碳排放的潜在演变趋势进行了动态情景分析。研究发现,人均GDP、人口密度、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因此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仍偏向高能耗模式。动态来看,部分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促增效应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而弱化。在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人口密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促增效应会逐渐下降;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占比的提高会助推地区碳排放增长,而对大多数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而言,FDI 占比的提高具有碳减排效应;第二产业占比提高仅对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的碳排放呈现出显著的促增效应。动态情景分析结果表明,在历史基准情景和政策导向情景下,中国较难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而在技术突破情景下,基于四种城市化演化背景,中国可在不同时间点和碳峰值水平上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此外,不同水平的城市化背景下碳排放达峰路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其中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先缓后急”式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中国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更为有利。因此,政府需要在制定稳定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条件下,致力于提升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以确保如期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

  • 林毅夫,尤炜,张皓辰
    中国经济学. 2022, 1(2): 1-45.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视角出发,对“东北现象”进行分析,解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本文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背后是产业结构转型的迟缓和停滞,这既包括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结构转型,也包括制造业内部不同资本密集度行业之间的结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使东北地区错过了由符合我国总体比较优势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本文发现,上述农业劳动生产率假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均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同时,本文还进一步通过与川渝地区的对比强化了对核心假说的论证,并对东北地区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 张四灿, 李自磊, 高帆, 张云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10.

    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首次将双重金融摩擦和政府隐性担保因素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由此银行杠杆和企业杠杆均影响到企业融资溢价,实现资本扭曲的内生化,进而通过分析驱动企业融资溢价变动的因素来考察企业间借贷成本差异造成的资本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研究发现:金融摩擦产生的异质性企业融资溢价拉低了资本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负向冲击通过银企杠杆联动机制产生双重金融加速效应并带来逆周期的资本错配,同时信贷供给端摩擦通过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而加剧资本错配。经济下行时期,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加大以及国有企业生产决策的逆周期性均会加剧资本错配。这些结果表明,解决金融摩擦造成的市场型资本错配问题的关键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解决政府隐性担保造成的银行信贷配置非市场化问题可以建立具有“状态依存于经济周期的政府担保企业信贷”制度。

  • 余泳泽, 张少辉, 林彬彬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奇迹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话题,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和重大实践创新。本文在中央—地方政府纵向治理的框架下,总结出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治理模式,旨在为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提供新的视角。首先,对目标责任制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总结概括目标责任制体系中目标制定、目标分解和目标考核三个环节相互演进的结构特征。其次,主要从民主集中制、中国式分权、垂直治理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解析中国模式下目标责任制有效运作的制度基础。最后,进一步分析在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管理体系中,地方政府通过自我激励效应和标尺竞争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以期为深化央地政府间治理关系的制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为下一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 张少华,陈洁仪
    中国经济学. 2022, 1(2): 46-81.
    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收缩问题,不仅是一个人口流失问题,而且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城市层面进行配置后的结果。本文从“资源错配”新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9年287个地级市及以上的数据,系统分析了中国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的资源配置情况,并且结合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行政等级情况进行了交互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城市收缩确实与资源在城市层面的配置有关,收缩城市的资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而且收缩城市既存在资本配置过剩,也存在劳动力配置过剩。其次,从资源错配的角度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城市收缩在不同地区并存出现的现象,中西部是资本配置过剩问题,而东北则是劳动力配置过剩问题。最后,对于收缩城市而言,资本配置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全部过剩,劳动力配置则在东部和中部不足而在西部过剩;资本在非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而劳动力在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低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高的城市更严重;低等级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高等级城市更严重。本文对于中国解决城市收缩、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资源配置等问题富有启发意义。解决中国城市收缩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升级能力以及城市等级等因素,合理优化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的配置。
  • 张杰, 郑姣姣, 陈容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2.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力量。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始终存在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的突出现象,本文将其称为中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本文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内在机制的理论模型,利用中国各省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存在的显著差异性以及合理的工具变量,得到稳健性经验发现:2008~2014年,中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对地区内微观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这种抑制效应相当突出,要素市场相对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滞后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企业人均创新总投入和人均私人性质创新投入分别下降1.200个和1.202个百分点。后续的机制分析揭示,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是因政府干预或控制要素市场而产生的高垄断价格挤压工业部门利润率所致。这些经验结果与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含义一致。本文的经验发现证明,在中国全面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 李军, 郑晓瑛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8.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如何充分利用好人力资源,如何延续人口红利,已经是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旨在论证人口健康红利的存在性并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传统的“人口红利”的内涵指劳动力“数量”占优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和条件,但是在此内涵中劳动力“质量”的因素没有被考虑。而在度量劳动力质量的指标中,健康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为此,本文将人口健康因素作为相对独立的问题提出来。通过建立含有总产出、国民储蓄率和人口结构变量的数理经济模型,并采用理论推导和计量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对人口健康红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有“人口红利”,而且存在“人口健康红利”,其中人口健康红利由劳动力健康红利和老龄健康红利构成。本文推导出了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数量关系,并从理论上证明了提高人口健康水平有延续人口红利的效应。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同中国人口结构和特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陈方豪, 熊瑞驰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4.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封闭、计划主导的经济体向现代、开放、市场导向的经济体的转变,成为“世界工厂”与“跨国企业之乡”。本文认为,海外华人华侨以及他们在中国大陆开设的侨资企业在上述转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回顾了过往的侨企研究,以具有代表性的南安石材业案例总结提炼出侨资企业在区域产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次,基于侨资企业数据库刻画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全体侨企进入的时空、行业和组织特征,总结了基本的经验事实,并通过比较侨企与非侨外企的差异突出了侨企的特殊地位。最后,通过定量证据展示了一些侨企在改革开放中可能发挥的溢出作用,并探讨了在国际比较下中国借助侨资实现发展的普适意义,展望了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

  • 黄炜, 沓钰淇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5.

    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国外已有一系列关于道德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将估计医疗保健需求的价格弹性作为研究重点。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有限,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分析国内医保领域出现的问题。虽然目前对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在道德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基于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中国医保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主要体现在分析个体医疗保健的时间成本、估计患者对即期价格和未来价格的反应、区分道德风险和收入效应以及估算医疗保险的一般均衡效应四个方面。本文认为,基本中国现实情况,中国学者能够挖掘出更多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本文研究将能够推动卫生经济学关

    于道德风险研究的发展,为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提供参考依据,并给其他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 范保群, 陈小洪, 刘超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6.

    本文以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三个产业的发展政策为案例,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成功的条件与机制。基于笔者提出的以产业链和价值链分析为基础的整合性政策分析方法(ICVC-HPA),本文利用产业链价值链政策矩阵梳理了政策与企业的产业链价值链的关系,考察政策着力点何在,进而根据代表企业的规模、技术水平和效益及补贴数据,对产业发展水平及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在一定内外条件下,为促进特定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政府与市场及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包括目标、工具的政策体系,需要根据政策目标和产业链价值链特点进行政策工具及其组合的设计及实施,并适时动态调整;政企互动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形成、调整和完善的重要因素与必要机制;三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政策都已初步成功;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关键政策及体系能立足于国情并与市场机制和企业能力提升有机结合。

  • 周勇
    中国经济学. 2022, 1(2): 82-103.
    消费中心(城市)是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可以预见,如同我国生产中心的发展,带动形成强大的国内生产供给体系,我国消费中心的发展,也将带动形成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体系,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随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我国开始试点,未来中国各省份围绕消费中心的竞争必定越来越激烈。作为一项大的消费经济、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世界经济政策举措,消费中心有着其内在的促内循环机制,具体包括通过提升区域消费动能加速内循环的动力机制、通过延展区域消费容量扩大内循环的扩容机制、通过强化区域消费供给能力做强内循环的消费供给机制、通过扩充区域消费资源夯实内循环的资源基础机制、通过提高区域消费品质升级内循环的内涵深化机制、通过多样化区域消费产品体系完备内循环的外延扩展机制。无论是对于消费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对于内需刺激、宏观调控、国际经济协作,这些机制都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 林发勤, 冯帆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9.

    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我们发现人民币升值可通过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门槛、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利润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证层面,本文通过构建城市层面的有效汇率,利用2001~2012 年工业企业数据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人民币每升值 1%,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1.02%且该结论在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同期若干政策影响的条件下依旧稳健。

  • 张文赞,江国传,武文杰
    中国经济学. 2022, 1(2): 128-166.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冲击着劳动力市场。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及影响机制,本文使用2003~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归纳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测度后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扩大企业的员工规模,核心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宏观提振效应;后发优势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过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生产率、促进创新和推动规模增长,从而促进员工规模增长。本文验证了技能偏向性与常规偏向性假设的成立,并发现行业、数字技术、区域及与中心城市距离存在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提供了相应启示。
  • 马福国,潘文卿
    中国经济学. 2022, 1(2): 258-305.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东欧与苏联加盟国在转型初期采取激进式价格改革,并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转型性衰退阶段,总产出与转型前相比平均下降4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自1978年采取了渐进式价格改革,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产出增长。本文借鉴生产网络破坏理论建立包含生产网络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重新审视转型性衰退的生产网络根源,揭示出价格市场化改革冲击如何与特定的链式生产网络相互作用并最终导致乘数倍的总产出波动的机制。研究结论为:激进式价格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产出波动效应最大,先放开上游部门产品价格的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波动效应次之,先放开下游部门产品价格的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波动效应最小。反事实结论为生产网络的存在会乘数倍放大政策冲击的产出波动效应,揭示了此乘数效应的时间趋势以及随微观参数值发生变动的比较静态结果,数值模拟结果证实了转型国家转型初期经历的转型性衰退的网络根源的相关特征事实。
  • 任颋,刘欣
    中国经济学. 2022, 1(2): 167-206.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冲击着劳动力市场。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及影响机制,本文使用2003~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归纳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测度后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扩大企业的员工规模,核心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宏观提振效应;后发优势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过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生产率、促进创新和推动规模增长,从而促进员工规模增长。本文验证了技能偏向性与常规偏向性假设的成立,并发现行业、数字技术、区域及与中心城市距离存在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提供了相应启示。
  • 余文涛,杜博涵
    中国经济学. 2022, 1(2): 207-233.
    在平台经济生态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转型发展的新趋势。本文采用178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电商平台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电商平台应用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电商平台应用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的总量溢出效应实现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人力资本的结构优化效应却未能产生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还表明,电商平台应用将通过市场势力效应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推动作用,其市场竞争倒逼效应的作用缺乏显著性。在使用替换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后,上述实证结果仍然是稳健的。本文对于平台经济背景下如何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 何二龙,王在全
    中国经济学. 2022, 1(2): 234-257.
    本文分析陕甘宁边区革命对教育性别平等的影响。结果发现,陕甘宁边区的建立缩小了14.75%的教育性别不平等,且在农村地区作用更大。新中国成立后边区县教育性别平等程度仍然高于非边区县,而推行义务教育之后其作用消失。利用事件研究法后结果依然稳健,改变控制组样本量发现边区教育存在溢出效应,以晋察冀边区做了安慰剂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陕甘宁边区通过教育缩小了教育性别不平等,教育制度的延续性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其仍然存在影响的原因之一。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对教育性别平等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革命和女性发展具有一定参考。
  • 蒋铭哲,刘乃郗
    中国经济学. 2022, 1(2): 104-127.
    地级市建设高铁会面临“站点新设”和“原站新修”两种地址选择,这一选址策略往往是基于铁路规划、财政目标、经济增长目标和政绩目标等多种视角的综合考量。观察发现,“站点新设”和“原站新修”的差异性主要集中在财政收支和用地方面,由此对全国185个地级市高铁站数据采取动态面板差分GMM估计,研究高铁站选址决策能否提升财政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估计结果显示:高铁站建设规模需求较小的地级市实施“站点新设”能够带来预算内收入提升,地级市实施“原站新修”会带来预算内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进一步分析得到三点结论:其一,税收收入较高、GDP较高和第二产业主导的地级市实施“原站新修”更容易导致预算内收入下降;其二,在高铁站建设周期影响下,地级市实施“站点新设”能提升预算内收入;其三,高铁站选址存在财政动机,即土地出让收入越低的地级市更重视非税收入增长,倾向于实施“站点新设”,而土地出让收入越高的地级市则倾向于实施“原站新修”。
  • 周勇
    中国经济学. 0, (): 3.
    消费中心(城市)是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可以预见,如同我国生产中心的发展,带动形成强大的国内生产供给体系,我国消费中心的发展,也将带动形成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体系,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随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我国开始试点,未来中国各省份围绕消费中心的竞争必定越来越激烈。作为一项大的消费经济、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世界经济政策举措,消费中心有着其内在的促内循环机制,具体包括通过提升区域消费动能加速内循环的动力机制、通过延展区域消费容量扩大内循环的扩容机制、通过强化区域消费供给能力做强内循环的消费供给机制、通过扩充区域消费资源夯实内循环的资源基础机制、通过提高区域消费品质升级内循环的内涵深化机制、通过多样化区域消费产品体系完备内循环的外延扩展机制。无论是对于消费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对于内需刺激、宏观调控、国际经济协作,这些机制都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 余文涛,杜博涵
    中国经济学. 0, (): 7.
    在平台经济生态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转型发展的新趋势。本文采用178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电商平台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电商平台应用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电商平台应用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的总量溢出效应实现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人力资本的结构优化效应却未能产生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还表明,电商平台应用将通过市场势力效应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推动作用,其市场竞争倒逼效应的作用缺乏显著性。在使用替换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后,上述实证结果仍然是稳健的。本文对于平台经济背景下如何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 任颋,刘欣
    中国经济学. 0, (): 6.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冲击着劳动力市场。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及影响机制,本文使用2003~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归纳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测度后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扩大企业的员工规模,核心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宏观提振效应;后发优势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过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生产率、促进创新和推动规模增长,从而促进员工规模增长。本文验证了技能偏向性与常规偏向性假设的成立,并发现行业、数字技术、区域及与中心城市距离存在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提供了相应启示。
  • 张文赞,江国传,武文杰
    中国经济学. 0, (): 5.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冲击着劳动力市场。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及影响机制,本文使用2003~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归纳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测度后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扩大企业的员工规模,核心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宏观提振效应;后发优势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过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生产率、促进创新和推动规模增长,从而促进员工规模增长。本文验证了技能偏向性与常规偏向性假设的成立,并发现行业、数字技术、区域及与中心城市距离存在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提供了相应启示。
  • 蒋铭哲,刘乃郗
    中国经济学. 0, (): 4.
    地级市建设高铁会面临“站点新设”和“原站新修”两种地址选择,这一选址策略往往是基于铁路规划、财政目标、经济增长目标和政绩目标等多种视角的综合考量。观察发现,“站点新设”和“原站新修”的差异性主要集中在财政收支和用地方面,由此对全国185个地级市高铁站数据采取动态面板差分GMM估计,研究高铁站选址决策能否提升财政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估计结果显示:高铁站建设规模需求较小的地级市实施“站点新设”能够带来预算内收入提升,地级市实施“原站新修”会带来预算内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进一步分析得到三点结论:其一,税收收入较高、GDP较高和第二产业主导的地级市实施“原站新修”更容易导致预算内收入下降;其二,在高铁站建设周期影响下,地级市实施“站点新设”能提升预算内收入;其三,高铁站选址存在财政动机,即土地出让收入越低的地级市更重视非税收入增长,倾向于实施“站点新设”,而土地出让收入越高的地级市则倾向于实施“原站新修”。
  • 何二龙,王在全
    中国经济学. 0, (): 8.
    本文分析陕甘宁边区革命对教育性别平等的影响。结果发现,陕甘宁边区的建立缩小了14.75%的教育性别不平等,且在农村地区作用更大。新中国成立后边区县教育性别平等程度仍然高于非边区县,而推行义务教育之后其作用消失。利用事件研究法后结果依然稳健,改变控制组样本量发现边区教育存在溢出效应,以晋察冀边区做了安慰剂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陕甘宁边区通过教育缩小了教育性别不平等,教育制度的延续性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其仍然存在影响的原因之一。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对教育性别平等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革命和女性发展具有一定参考。
  • 林毅夫,尤炜,张皓辰
    中国经济学.
    预出版日期: 2022-11-08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视角出发,对“东北现象”进行分析,解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本文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背后是产业结构转型的迟缓和停滞,这既包括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结构转型,也包括制造业内部不同资本密集度行业之间的结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使东北地区错过了由符合我国总体比较优势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本文发现,上述农业劳动生产率假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均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同时,本文还进一步通过与川渝地区的对比强化了对核心假说的论证,并对东北地区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 任颋,刘欣
    中国经济学.
    预出版日期: 2022-11-08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冲击着劳动力市场。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及影响机制,本文使用2003~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归纳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测度后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扩大企业的员工规模,核心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宏观提振效应;后发优势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过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生产率、促进创新和推动规模增长,从而促进员工规模增长。本文验证了技能偏向性与常规偏向性假设的成立,并发现行业、数字技术、区域及与中心城市距离存在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提供了相应启示。
  • 何二龙,王在全
    中国经济学.
    预出版日期: 2022-11-08
    本文分析陕甘宁边区革命对教育性别平等的影响。结果发现,陕甘宁边区的建立缩小了14.75%的教育性别不平等,且在农村地区作用更大。新中国成立后边区县教育性别平等程度仍然高于非边区县,而推行义务教育之后其作用消失。利用事件研究法后结果依然稳健,改变控制组样本量发现边区教育存在溢出效应,以晋察冀边区做了安慰剂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陕甘宁边区通过教育缩小了教育性别不平等,教育制度的延续性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其仍然存在影响的原因之一。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对教育性别平等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革命和女性发展具有一定参考。
  • 马福国,潘文卿
    中国经济学. 0, (): 9.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东欧与苏联加盟国在转型初期采取激进式价格改革,并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转型性衰退阶段,总产出与转型前相比平均下降4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自1978年采取了渐进式价格改革,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产出增长。本文借鉴生产网络破坏理论建立包含生产网络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重新审视转型性衰退的生产网络根源,揭示出价格市场化改革冲击如何与特定的链式生产网络相互作用并最终导致乘数倍的总产出波动的机制。研究结论为:激进式价格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产出波动效应最大,先放开上游部门产品价格的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波动效应次之,先放开下游部门产品价格的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波动效应最小。反事实结论为生产网络的存在会乘数倍放大政策冲击的产出波动效应,揭示了此乘数效应的时间趋势以及随微观参数值发生变动的比较静态结果,数值模拟结果证实了转型国家转型初期经历的转型性衰退的网络根源的相关特征事实。
  • 张少华,陈洁仪
    中国经济学. 0, (): 2.
    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收缩问题,不仅是一个人口流失问题,而且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城市层面进行配置后的结果。本文从“资源错配”新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9年287个地级市及以上的数据,系统分析了中国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的资源配置情况,并且结合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行政等级情况进行了交互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城市收缩确实与资源在城市层面的配置有关,收缩城市的资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而且收缩城市既存在资本配置过剩,也存在劳动力配置过剩。其次,从资源错配的角度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城市收缩在不同地区并存出现的现象,中西部是资本配置过剩问题,而东北则是劳动力配置过剩问题。最后,对于收缩城市而言,资本配置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全部过剩,劳动力配置则在东部和中部不足而在西部过剩;资本在非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而劳动力在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低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高的城市更严重;低等级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高等级城市更严重。本文对于中国解决城市收缩、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资源配置等问题富有启发意义。解决中国城市收缩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升级能力以及城市等级等因素,合理优化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的配置。
  • 李佳,王函
    中国经济学. 2022, 1(3): 130-16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一项新型开放式运输通道,中欧班列已成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的重要抓手,其能否提升城市出口竞争力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基于2005~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将中欧班列开通信息与地级市数据信息相匹配,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城市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表明,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出口竞争力,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创新推动、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是中欧班列开通提升城市出口竞争力的主要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区域,中欧班列开通对提升城市出口竞争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促进效应,同时中欧班列也能与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一路”等实现联动,以共同提升城市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分析表明,中欧班列的高质量发展亦能对提升城市出口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该结论也验证了中欧班列具有充分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前景。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中欧班列的经济效应、助力国家进一步制定高质量出口和开放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 焦银亿,彭箫慧
    中国经济学. 2022, 1(3): 96-129.
    地方政府正不断探索增强当地经济发展活力的方式,包括鼓励高校新建校区,以校促建。本文以1999~2019年全国县级层面新建本科校区(院校)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工具变量等因果推断方法进行经验分析,发现与未启用新校区的县相比,启用新校区显著提高了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与机制分析表明,启用新校区能给当地经济带来暂时性增长效应和可持续增长效应。一方面,启用新校区引致的人口迁入刺激了对本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新校区的要素集聚优势使得当地的金融可用性和利用程度显著提升,创新创业水平提高,并加速了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此外,本文证据也显示地方政府可能将建设新校区视作土地资本化的“马前卒”。
  • 姜易,邬瑜骏
    中国经济学. 2022, 1(3): 61-95.
    在强调产业链“稳链强链”的背景下,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已成为国家级战略。本文以新三板挂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样本,研究风险投资与被投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于制造业中小型科技企业,风投机构投资特别是联合投资和对赌协议有助于提高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的概率。机制分析显示,风投机构投资后,被投企业通过加大研发费用投入能提升成为小巨人企业的概率。异质性分析显示,风险投资与企业成为“专精特新”企业的正向关系在强产业链行业中被削弱,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融合和相互助力会弱化企业内部资本要素对其成为“专精特新”企业的影响。在较强的外部制度环境下,风险投资在对“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揭示风险投资在推动制造业双创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 谢畅,马弘
    中国经济学. 2022, 1(3): 27-60.
    消费和投资是内需的两大组成部分,理解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对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一个家庭消费—储蓄决策的模型,刻画了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与户主年龄、家庭人均收入、人均净资产之间的关系,并实证验证了这种关系。本文发现,由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和工作经验回报率的下降,中国家庭人均收入—年龄分布曲线峰值提前到了25~35岁。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收入—年龄分布是解释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的U型曲线关系(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凹陷”)的主要因素。在控制教育、医疗负担和多代合居等潜在遗漏变量后,本文的解释仍然成立。基于微观模型,本文构建宏观估计方程发现:收入增速下降是2010年以来储蓄率下降的主因;在收入增速等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
  • 张同龙,胡新艳,罗必良,张俪娜
    中国经济学. 2022, 1(3): 1-26.
    如何理解产权塑造及其对市场发育的影响是经济学的核心话题,然而相应的经验证据并不充分。本文使用一套基于中国雷州半岛独特“祖宗地”现象的调查数据,对于农地制度演化如何塑造产权进而影响市场发育进行了探讨。首先考察样本村庄的土地制度演化史,通过提炼制度特征得到四类制度代表型:湄潭实验组、全国典型组、良序拟私有制组、失序拟私有制组。其次,使用一个政府管制与自发秩序权衡的理论框架,分析四类不同制度演化所塑造的产权状态。最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权稳定性确实是政府管制和自发秩序互动的结果,为二者的力量权衡所塑造;产权清晰性却是政府管制的单调函数,即越管制越清晰;产权清晰性对于土地流转市场范围的扩大具有支撑作用;产权稳定性对于土地流转市场的深化而言必不可少。
  • 马福国,潘文卿
    中国经济学.
    预出版日期: 2022-11-08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东欧与苏联加盟国在转型初期采取激进式价格改革,并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转型性衰退阶段,总产出与转型前相比平均下降4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自1978年采取了渐进式价格改革,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产出增长。本文借鉴生产网络破坏理论建立包含生产网络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重新审视转型性衰退的生产网络根源,揭示出价格市场化改革冲击如何与特定的链式生产网络相互作用并最终导致乘数倍的总产出波动的机制。研究结论为:激进式价格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产出波动效应最大,先放开上游部门产品价格的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波动效应次之,先放开下游部门产品价格的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波动效应最小。反事实结论为生产网络的存在会乘数倍放大政策冲击的产出波动效应,揭示了此乘数效应的时间趋势以及随微观参数值发生变动的比较静态结果,数值模拟结果证实了转型国家转型初期经历的转型性衰退的网络根源的相关特征事实。
  • 余文涛,杜博涵
    中国经济学.
    预出版日期: 2022-11-08
    在平台经济生态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转型发展的新趋势。本文采用178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电商平台应用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电商平台应用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电商平台应用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的总量溢出效应实现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人力资本的结构优化效应却未能产生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还表明,电商平台应用将通过市场势力效应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推动作用,其市场竞争倒逼效应的作用缺乏显著性。在使用替换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后,上述实证结果仍然是稳健的。本文对于平台经济背景下如何推动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 张文赞,江国传,武文杰
    中国经济学.
    预出版日期: 2022-11-08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冲击着劳动力市场。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及影响机制,本文使用2003~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归纳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测度后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扩大企业的员工规模,核心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宏观提振效应;后发优势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过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生产率、促进创新和推动规模增长,从而促进员工规模增长。本文验证了技能偏向性与常规偏向性假设的成立,并发现行业、数字技术、区域及与中心城市距离存在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提供了相应启示。
  • 蒋铭哲,刘乃郗
    中国经济学.
    预出版日期: 2022-11-08
    地级市建设高铁会面临“站点新设”和“原站新修”两种地址选择,这一选址策略往往是基于铁路规划、财政目标、经济增长目标和政绩目标等多种视角的综合考量。观察发现,“站点新设”和“原站新修”的差异性主要集中在财政收支和用地方面,由此对全国185个地级市高铁站数据采取动态面板差分GMM估计,研究高铁站选址决策能否提升财政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估计结果显示:高铁站建设规模需求较小的地级市实施“站点新设”能够带来预算内收入提升,地级市实施“原站新修”会带来预算内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进一步分析得到三点结论:其一,税收收入较高、GDP较高和第二产业主导的地级市实施“原站新修”更容易导致预算内收入下降;其二,在高铁站建设周期影响下,地级市实施“站点新设”能提升预算内收入;其三,高铁站选址存在财政动机,即土地出让收入越低的地级市更重视非税收入增长,倾向于实施“站点新设”,而土地出让收入越高的地级市则倾向于实施“原站新修”。
  • 周勇
    中国经济学.
    预出版日期: 2022-11-08
    消费中心(城市)是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可以预见,如同我国生产中心的发展,带动形成强大的国内生产供给体系,我国消费中心的发展,也将带动形成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体系,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随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我国开始试点,未来中国各省份围绕消费中心的竞争必定越来越激烈。作为一项大的消费经济、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世界经济政策举措,消费中心有着其内在的促内循环机制,具体包括通过提升区域消费动能加速内循环的动力机制、通过延展区域消费容量扩大内循环的扩容机制、通过强化区域消费供给能力做强内循环的消费供给机制、通过扩充区域消费资源夯实内循环的资源基础机制、通过提高区域消费品质升级内循环的内涵深化机制、通过多样化区域消费产品体系完备内循环的外延扩展机制。无论是对于消费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对于内需刺激、宏观调控、国际经济协作,这些机制都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