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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博文, 许培源, 肖义
    中国经济学. 2023, 3(7): 1-72.
    摘要 (1018) PDF全文 (1976)   可视化   收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本文在全面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议题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报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历次五年规(计)划,围绕“为什么做、怎么做、做了什么、未来如何做”四个问题展开。全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举措,遵循“让数据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维度选取22个指标,结合非平衡面板数据量化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与重大成就。历史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大同文明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打破了现代化只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神话。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是信守承诺的,对发展是锐意进取的,对政策是延续不断的,对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对世界是命运与共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自己国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系统观念一以贯之。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全国人民所需和世界发展之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成功。
  • 宏结,钟晓欢
    中国经济学. 2024, 1(9): 1-20.
    本文深入剖析地缘政治、贸易冲突与全球价值链(GVC)重构的内在关联,在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的双重视角下考察GVC重构的底层逻辑与演化方向,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制度性冲突已深度嵌入GVC,诸边联合博弈左右GVC重构进程和方向,GVC重构经由投入产出关联放大贸易冲突和大国博弈的负面影响。其次,利益分配失衡加剧GVC选择性“脱钩”“制造业回流”推动贸易和投资规则重组、贸易动力模式进入新旧转换通道成为GVC重构的驱动因素,促使GVC开始重构,而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目标、技术性贸易摩擦常态化、公平贸易与价值观贸易盛行则成为GVC加速重构的催化剂。未来,主动需求协同被动应对推动GVC重构愈加泛化、全球价值链非市场变化凸显主权化趋向、自主创新成为GVC攀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最后,中国应贯彻落实创新立国战略,通过超大国内市场规模加快推动本土核心技术创新,坚持以市场吸引“逆向创新”,加强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体系顶层设计,利用好进出口两面市场,与主流国家加强交流。本文扩展了从外部动力视角探究GVC重构的研究内涵,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和破解“低端锁定”困境具有政策启示。
  • 张同斌, 陈婷玉
    中国经济学. 2023, 3(7): 73-110.
    摘要 (1126) PDF全文 (1452)   可视化   收藏
    产业融合化对于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提升及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产业融合化成本效应理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作用模式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服务业和国外服务业与中国制造业的融合有效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提升,而国内服务业的融入对制造业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生了“产业融合悖论”现象,这与制造业现有优势产业较为低端以及国内服务业与国外市场的衔接匹配度不足等因素有关。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内产业融合化能够降低制造业的平均成本并提升其平均利润,而技术差距以及所处产业链位置等因素则不利于制造业部门在与国内服务业部门融合进程中受益,总效应取决于“成本效应”与“质量效应”的共同影响。应深入推进我国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业要素自由流动与配置结构优化以提高服务产品质量,从根本上促使中国制造业将国内服务业作为其产业融合化的优先选择。
  • 郭楚晗, 张燕
    中国经济学. 2023, 1(5): 37-59.
    摘要 (1462) PDF全文 (1299)   可视化   收藏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还有12年时间需要完成基本建立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个既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提出,以及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指示,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论述,对建构中国经济学理论与话语体系有着重要学术指导意义。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性在于,一方面具备揭示发展中国家后发经济实力赶超的经济增长一般性规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归宿的经济学中国学派,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高度协同。“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从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个层面,锚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多维度构建,体现了对经济问题的导向意识、人本关怀与意识形态的制度特性、经济发展在空间与时间维度的可持续理念,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全面性保障。
  • 林毅夫,尤炜,张皓辰
    中国经济学. 2022, 2(2): 1-45.
    摘要 (1141) PDF全文 (1005)   可视化   收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视角出发,对“东北现象”进行分析,解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本文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背后是产业结构转型的迟缓和停滞,这既包括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结构转型,也包括制造业内部不同资本密集度行业之间的结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使东北地区错过了由符合我国总体比较优势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本文发现,上述农业劳动生产率假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均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同时,本文还进一步通过与川渝地区的对比强化了对核心假说的论证,并对东北地区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 华岳, 金敏, 张勋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7.

    破解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数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潜力。本文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设立,利2005~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指数,这种缓解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外部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企业内部融资成本两种渠道得以实现。此外,“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主要集中于民营企业、低杠杆率企业和服务业企业,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具有缩小不同产权类型企业“融资鸿沟”、校正银企借贷过程中“属性错配”和助力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等作用。本文为企业“降成本,促融资”问题提供了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视角的解决方案,为实 “数字强国”战略目标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 李海舰, 李真真
    中国经济学. 2023, 1(5): 1-36.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基于“技术—经济”研究范式,即技术革命引致经济变革,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涵盖“三个变革”,即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其中,动力变革包括“五个根本转向”: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传统要素转向数据要素、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从物理基础设施转向数字基础设施、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变革包括“三个精准连接”:微观层面研发、制造、营销、营运四个区段精准连接,中观层面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四个链条精准连接,宏观层面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精准连接;质量变革包括“三个深度融合”:微观层面生产者和消费者深度融合、中观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深度融合、宏观层面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深度融合。在“新技术群”的加持下,在动力变革的基础上,通过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速度增长相统一的新型发展模式。
  • 白俊红,丁声怿
    中国经济学. 2023, 2(6): 14-45.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内容,对于加快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片区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营商环境的视角,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制度型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代表的制度型开放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表明,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检验发现,制度型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规模更大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推进技术效率提升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结论为中国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进而加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 任颋,程玉伟,张骞文
    中国经济学. 2024, 1(9): 21-48.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数据研究了在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下非房地产企业融资需求与信用利差变化情况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扩大了投资者对非房地产行业债券的投资规模,相比低融资需求企业,投向高融资需求企业的资金规模更大,企业获得融资后信用资质改善更明显,信用利差缩小程度更大;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有显著的异质性作用,高评级企业、所处金融环境更好及投资者偏爱行业的高融资需求企业的信用利差缩小程度更大,但“非优势”企业的债券利差也显著缩小,政策具有普惠影响。因此,应重视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对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的溢出影响,引导资金更有针对性地投资于“非优势”企业,充分利用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的溢出效应,提升经济长期发展潜力。
  • 丁淑娟,席昌明
    中国经济学. 2023, 4(8): 35-64.
    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可避免且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愈发重要的背景下,急需厘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省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及CFPS数据,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明显抑制居民家庭消费,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降低家庭收入、造成收入的不确定性、延迟消费决策以及收紧流动性约束来降低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冲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程度较低以及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基础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但对享受型消费和整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实施精确的刺激消费政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
  • 张少华,陈洁仪
    中国经济学. 2022, 2(2): 46-81.
    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收缩问题,不仅是一个人口流失问题,而且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城市层面进行配置后的结果。本文从“资源错配”新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9年287个地级市及以上的数据,系统分析了中国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的资源配置情况,并且结合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行政等级情况进行了交互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城市收缩确实与资源在城市层面的配置有关,收缩城市的资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而且收缩城市既存在资本配置过剩,也存在劳动力配置过剩。其次,从资源错配的角度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城市收缩在不同地区并存出现的现象,中西部是资本配置过剩问题,而东北则是劳动力配置过剩问题。最后,对于收缩城市而言,资本配置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全部过剩,劳动力配置则在东部和中部不足而在西部过剩;资本在非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而劳动力在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低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高的城市更严重;低等级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高等级城市更严重。本文对于中国解决城市收缩、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资源配置等问题富有启发意义。解决中国城市收缩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升级能力以及城市等级等因素,合理优化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的配置。
  • 宋跃刚,宋长青
    中国经济学. 2024, 2(10): 1-25.
    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工具和第一生产力的“元生产力”,正逐步成长为新的生产力引擎,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鉴于此,本文在厘清新一代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历程及内涵特征基础上,探究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运行机理和实践路径。具体而言,理论方面,系统分析了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创新驱动机制、人力资本高级化机制和资本结构优化机制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机理;实践方面,从宏观层面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三大战略引导,中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市场需求”、“政府引导+市场调节”、“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和“政府保障+市场评估”四项政策驱动,微观层面的数智人才、自主创新、资本赋能、智能产业和智实融合五措并举三个维度,提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为我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 谢畅,马弘
    中国经济学. 2022, 3(3): 27-60.
    消费和投资是内需的两大组成部分,理解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对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一个家庭消费—储蓄决策的模型,刻画了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与户主年龄、家庭人均收入、人均净资产之间的关系,并实证验证了这种关系。本文发现,由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和工作经验回报率的下降,中国家庭人均收入—年龄分布曲线峰值提前到了25~35岁。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收入—年龄分布是解释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的U型曲线关系(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凹陷”)的主要因素。在控制教育、医疗负担和多代合居等潜在遗漏变量后,本文的解释仍然成立。基于微观模型,本文构建宏观估计方程发现:收入增速下降是2010年以来储蓄率下降的主因;在收入增速等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
  • 许红梅,陆瑶
    中国经济学. 2022, 4(4): 19-56.
    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第一动能。当前我国西部地区人才匮乏问题仍很突出,难以适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本文从企业创新的视角考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如何有效落地。研究发现,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对西部地区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中涉及“常驻支持”、“个人发展”及“经费支持”的激励措施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政策着力于消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将人才个人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并为人才提供配套科研资金支持时,人才对企业创新会产生持续促进作用。此外,随着西部各个地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人文环境、居住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等制度环境因素的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本文将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消除西部地区人才困境、促进区域技术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课题组 , 李雪松, 冯明, 张慧慧, 李双双, 孙博文, 左鹏飞, 张彬斌
    中国经济学. 2022, 4(4): 1-18.
    2022年,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乌克兰危机升级、全球通胀升温、美联储货币政策剧烈调整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面对国内疫情反复和“三重压力”等挑战,中国经济在压力中迎难而进,总体呈现V型走势。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一年,做好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宏观政策需继续保持足够的逆周期调节力度,促进经济恢复更加稳固、更加充分,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进一步优化工具选项,有效对冲私人部门需求不足缺口,促进产出缺口收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进一步发挥好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和减轻债务负担;提质加力就业优先政策,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同时,要注重加强各类政策之间协调配合。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对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建议2023年抓好以下重点工作任务:一是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二是稳定预期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着力扩大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三是在化解风险的同时构建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四是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五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高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六是加快重点领域改革攻坚步伐,深化对外开放应对外部挑战;七是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八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九是着力稳定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十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 邹志航,丁从明,王聪
    中国经济学. 2024, 2(10): 26-55.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被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从历史和制度视角分析中国南北经济分化背后的深层次逻辑。本文基本结论表明,南北经济分化和演变并非晚近的、新的经济现象,而是隋唐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在战争和人地关系驱动下形成的广义南北制差异,是理解历史和现代南北经济分化的重要视角。广义南北制差异具体为北方军农主义和南方农商主义的正式规则差异、“北疏南密”的行动组织差异以及“北农南商”的社会文化差异。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的正式规则瓦解,但“南制”中的组织能力和商业文化为南方培育了市场意识和要素集聚渠道,南方民营经济顺势发展,鼓励竞争、创新的营商环境由此形成。南北制下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组织差异是理解南北经济分化的底层逻辑。
  • 余泳泽, 张少辉, 林彬彬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奇迹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话题,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和重大实践创新。本文在中央—地方政府纵向治理的框架下,总结出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治理模式,旨在为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提供新的视角。首先,对目标责任制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总结概括目标责任制体系中目标制定、目标分解和目标考核三个环节相互演进的结构特征。其次,主要从民主集中制、中国式分权、垂直治理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解析中国模式下目标责任制有效运作的制度基础。最后,进一步分析在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管理体系中,地方政府通过自我激励效应和标尺竞争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以期为深化央地政府间治理关系的制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为下一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 黄允爵,叶德珠
    中国经济学. 2023, 4(8): 122-156.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推论认为,产业结构只有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增长。本文为验证这一推论,利用全球国家和地区面板数据,构建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匹配度指标,研究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关系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发现:一国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越相匹配,人均GDP增长速度越快,且这一经济增长效应在中、低发展水平国家中更为显著;与传统讨论两变量相互影响的交乘项方法相比,本文构建的匹配度指标更能体现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匹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更大;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两者差距为0时是最优匹配点,侧面印证了本文匹配度指标的合理性。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推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将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经验依据。
  • 张四灿, 李自磊, 高帆, 张云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10.

    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首次将双重金融摩擦和政府隐性担保因素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由此银行杠杆和企业杠杆均影响到企业融资溢价,实现资本扭曲的内生化,进而通过分析驱动企业融资溢价变动的因素来考察企业间借贷成本差异造成的资本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研究发现:金融摩擦产生的异质性企业融资溢价拉低了资本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负向冲击通过银企杠杆联动机制产生双重金融加速效应并带来逆周期的资本错配,同时信贷供给端摩擦通过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而加剧资本错配。经济下行时期,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加大以及国有企业生产决策的逆周期性均会加剧资本错配。这些结果表明,解决金融摩擦造成的市场型资本错配问题的关键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解决政府隐性担保造成的银行信贷配置非市场化问题可以建立具有“状态依存于经济周期的政府担保企业信贷”制度。

  • 邵帅, 范美婷, 黄辉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3.

    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为中国碳减排目标实现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首先将城市化作为背景变量引入分析框架,并基于 STIRPAT 模型构建了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潜在类别模型,进而实证考察了在城市化的影响下,相关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动态差异性影响;继而,基于蒙特卡洛模拟对碳排放的潜在演变趋势进行了动态情景分析。研究发现,人均GDP、人口密度、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因此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仍偏向高能耗模式。动态来看,部分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促增效应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而弱化。在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人口密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促增效应会逐渐下降;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占比的提高会助推地区碳排放增长,而对大多数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而言,FDI 占比的提高具有碳减排效应;第二产业占比提高仅对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的碳排放呈现出显著的促增效应。动态情景分析结果表明,在历史基准情景和政策导向情景下,中国较难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而在技术突破情景下,基于四种城市化演化背景,中国可在不同时间点和碳峰值水平上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此外,不同水平的城市化背景下碳排放达峰路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其中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先缓后急”式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中国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更为有利。因此,政府需要在制定稳定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条件下,致力于提升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以确保如期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

  • 高文静,杨佳,施新政,王雨晴
    中国经济学. 2023, 4(8): 1-34.
    在数字经济时代,乡村振兴需要数字技术提供引擎和发展动力。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融入中国农村的重要形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如何?本文采用2012~2018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淘宝村出现的时空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级市内有无淘宝村”“地级市内淘宝村数量”均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对于一个淘宝村数量处于平均数(18个)的地级市来说,其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比没有淘宝村的地级市高642元,相当于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5%;此外,淘宝村使得农民消费支出提高315元,相当于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2.4%,有利于推动经济内循环。异质性分析发现,淘宝村对初始农业生产率低、城镇潜在市场大的地区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淘宝村的增收效应主要源于对创业的拉动作用。本文结论表明农村电商可以激发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 张同龙,胡新艳,罗必良,张俪娜
    中国经济学. 2022, 3(3): 1-26.
    如何理解产权塑造及其对市场发育的影响是经济学的核心话题,然而相应的经验证据并不充分。本文使用一套基于中国雷州半岛独特“祖宗地”现象的调查数据,对于农地制度演化如何塑造产权进而影响市场发育进行了探讨。首先考察样本村庄的土地制度演化史,通过提炼制度特征得到四类制度代表型:湄潭实验组、全国典型组、良序拟私有制组、失序拟私有制组。其次,使用一个政府管制与自发秩序权衡的理论框架,分析四类不同制度演化所塑造的产权状态。最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权稳定性确实是政府管制和自发秩序互动的结果,为二者的力量权衡所塑造;产权清晰性却是政府管制的单调函数,即越管制越清晰;产权清晰性对于土地流转市场范围的扩大具有支撑作用;产权稳定性对于土地流转市场的深化而言必不可少。
  • 臧传琴, 林安冉, 张晏瑞
    中国经济学. 2023, 3(7): 313-34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发展则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该基准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尚未突破拐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倒“U”形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环保属性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中倒“U”形关系显著,但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影响更大,而对国有企业影响甚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存在正向线性影响。这些独特的经验发现为今后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 王国刚,罗煜
    中国经济学. 2023, 2(6): 1-13.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需要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历经了四个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价值取向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服务中国实践为基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传承前人学说和坚持各门经济学科的融会协调;提高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学术水平需要解决好学术概念、经济原理、历史知识、文献整理和学术争鸣等问题;提高中国经济学学科的话语权,应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基点,在内容、方式和传导上发力。
  • 张焕明, 马瑞祺, 马昭君
    中国经济学. 2023, 1(5): 140-172.
    本文测度中国长期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动趋势,并探讨其背后的成因。基于CHIP与CHNS数据,使用多种测度方法得出我国1960~1990年出生子代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变动趋势的一致性结论,并通过Blanden分解法和反事实分析法,从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探讨我国代际收入流动变动的原因。研究发现:第一,1960~1990年出生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递增趋势;第二,家庭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的贡献率最高,人力资本则呈逐年递增趋势,社会资本的贡献率则表现为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上述三种传递机制对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贡献率逐年递增,由1960~1964年出生子代的20.73%提升至1980~1984年出生子代的57.46%;第三,更高速的经济增长与更包容的收入分配方式能够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的提高。以多种测度方法得出我国出生队列的代际收入流动变动趋势的稳健性结论,并分析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发生趋势变动的原因。为我国阻断代际贫困陷阱、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新的经验和政策支撑。
  • 张杰, 郑姣姣, 陈容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2.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力量。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始终存在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的突出现象,本文将其称为中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本文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内在机制的理论模型,利用中国各省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存在的显著差异性以及合理的工具变量,得到稳健性经验发现:2008~2014年,中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对地区内微观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这种抑制效应相当突出,要素市场相对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滞后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企业人均创新总投入和人均私人性质创新投入分别下降1.200个和1.202个百分点。后续的机制分析揭示,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是因政府干预或控制要素市场而产生的高垄断价格挤压工业部门利润率所致。这些经验结果与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含义一致。本文的经验发现证明,在中国全面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 陈屹立
    中国经济学. 2023, 4(8): 157-188.
    环境规制会通过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成本和绩效、提升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判断和信贷行业投向三个渠道给重污染企业的融资带来影响,从而产生信贷资源再配置效应。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对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实施确实给重污染企业融资带来了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新环保法没有对企业的成本和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是提升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但这并未对企业融资带来实质性利好,同时新环保法实施显著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业投向进而对重污染企业带来不利影响。这些发现从加强环保执法、强化环境信息披露、增强商业银行环保意识等方面,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完善推动绿色发展的金融政策提供了一些启示和思路。
  • 吴心泓,吴心湄
    中国经济学. 2024, 1(9): 49-78.
    本文基于金融地理视角,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银企距离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中,提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的假说。据此,本文利用银企距离对北京大学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进行加权,构建企业层面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标,并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相应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具有广泛普惠性、风险可控性和精准匹配性,并且这一正向溢出效应在高市场化程度、高数字技术水平的区域更加显著。本文还发现虽然其他融资渠道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均无法实现完全替代,表明各地政府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溢出效应予以更多关注。本文丰富了微观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为引导传统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政策参考。
  • 张世颖,郭迪雅,王晴
    中国经济学. 2024, 2(10): 215-243.
    本文以我国1988年开始的产假延长改革作为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产假天数增加对我国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适度享受更长产假有助于增加女性劳动收入以及提高女性正规就业的参与率。这一长期动态效应逐渐增强,并且在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或是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女性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进一步发现,产假延长有利于提升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从而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益。本文结论对我国产假政策和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李军, 郑晓瑛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8.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如何充分利用好人力资源,如何延续人口红利,已经是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旨在论证人口健康红利的存在性并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传统的“人口红利”的内涵指劳动力“数量”占优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和条件,但是在此内涵中劳动力“质量”的因素没有被考虑。而在度量劳动力质量的指标中,健康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为此,本文将人口健康因素作为相对独立的问题提出来。通过建立含有总产出、国民储蓄率和人口结构变量的数理经济模型,并采用理论推导和计量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对人口健康红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有“人口红利”,而且存在“人口健康红利”,其中人口健康红利由劳动力健康红利和老龄健康红利构成。本文推导出了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数量关系,并从理论上证明了提高人口健康水平有延续人口红利的效应。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同中国人口结构和特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何小钢,盖嘉辉
    中国经济学. 2022, 4(4): 154-180.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实施“双碳”战略背景下,本文借助智慧城市试点开展准自然实验,首次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智慧城市的减碳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平均而言减少了试点城市4.2%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一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以及排除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稳健成立;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进而通过创新效应和结构效应实现碳排放减增量,同时,智慧城市建设还通过优化绿地分布、提升绿化率缓解城市热导效应,实现碳排放减存量,但是固碳效应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特大城市与非资源型、资源成长型、成熟型城市等产生的减碳效应更为显著,而对资源依赖型城市无减碳效果;空间效应研究还发现,智慧城市建设的减碳效应在空间上呈现正向溢出特征。本文研究从城市建设视角丰富了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具体路径,对响应“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党的二十大号召而言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 仇童伟,张丹茹,罗必良
    中国经济学. 2024, 1(9): 105-140.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键在于产业发展与人口规模相匹配,否则后扶贫时代脱贫地区就需要适时调整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精准扶贫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贫困县人口外流加速。机制检验显示,精准扶贫促进了贫困县经济增长,但同时加速了贫困县人口外流;贫困县交通条件改善也是引发人口外流的重要机制之一。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处于非城市群的贫困县相比,处于城市群的贫困县更可能因精准扶贫而出现人口流出的情况;精准扶贫相关财政支出也提升了贫困县人口外流速度。本文旨在说明,在贫困县大规模人口流出的背景下,可以考虑将对地区的财政投入调整为对人的财政投入,合理定位脱贫地区的角色,避免过度或低效的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投入。
  • 黄炜, 沓钰淇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5.

    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国外已有一系列关于道德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将估计医疗保健需求的价格弹性作为研究重点。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有限,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分析国内医保领域出现的问题。虽然目前对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在道德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基于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中国医保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主要体现在分析个体医疗保健的时间成本、估计患者对即期价格和未来价格的反应、区分道德风险和收入效应以及估算医疗保险的一般均衡效应四个方面。本文认为,基本中国现实情况,中国学者能够挖掘出更多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本文研究将能够推动卫生经济学关

    于道德风险研究的发展,为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提供参考依据,并给其他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 刘毛桃, 方徐兵, 李光勤
    中国经济学. 2023, 3(7): 111-142.
    如何从政策层面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创新是值得关注的议题。政府数字关注作为政府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决策议程以及提升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设计,是否会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分析政府数字关注影响企业数字创新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关注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创新,这一促进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期和成熟型的企业组别中尤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了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且政府数字关注通过增加政府补助、投资和企业研发投入等途径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影响。本文可为充分发挥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效应,激发数字创新活力,进而为实现数字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 李连伟,吕镯,任浩锋,纪骁鹏
    中国经济学. 2022, 3(3): 168-216.
    随着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实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与制度优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契约异质性视角,采用多期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检验了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水平,并且提高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创新投入以及成熟期企业的创新产出。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股权激励计划主要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创新团队稳定性、强化利益协同效应和监督效应机制来提高企业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多地表现为“量质齐升”的创新策略,并且主要是由创新投入增加引起的,而不是由创新效率提高驱动的。本文对优化我国上市公司创新导向型股权激励机制设计,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 刘志洋,杨璐
    中国经济学. 2022, 4(4): 245-30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企业发展的绿色转型需要资金支持。货币政策变化反映了企业外部金融资源可得性难易程度的变化,而融资约束则反映企业内部财务资源紧缺状态。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面板泊松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在不同的融资约束状态下,货币政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融资环境不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企业融资约束越紧,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反而表现得越明显。在企业经营状态正常时,价格型货币政策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表现好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在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可以同时实施定向的宽松数量型和紧缩价格型货币政策,前者有助于缓解企业财务资源压力,后者通过调控企业的融资成本,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此调控政策的作用效果对于重污染行业和国有企业尤为明显。
  • 陈方豪, 熊瑞驰
    中国经济学. 2022, 1(1): 4.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封闭、计划主导的经济体向现代、开放、市场导向的经济体的转变,成为“世界工厂”与“跨国企业之乡”。本文认为,海外华人华侨以及他们在中国大陆开设的侨资企业在上述转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回顾了过往的侨企研究,以具有代表性的南安石材业案例总结提炼出侨资企业在区域产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次,基于侨资企业数据库刻画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全体侨企进入的时空、行业和组织特征,总结了基本的经验事实,并通过比较侨企与非侨外企的差异突出了侨企的特殊地位。最后,通过定量证据展示了一些侨企在改革开放中可能发挥的溢出作用,并探讨了在国际比较下中国借助侨资实现发展的普适意义,展望了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

  • 梁上坤,姜艳峰,陈艳利
    中国经济学. 2023, 2(6): 223-260.
    本文以2010~2019年的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对国有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对提升国有企业融资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减少行政干预、抑制内部人控制是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提升国有企业融资效率的重要机制;区分所有权结构后,上述促进作用在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区分行业竞争程度后,上述促进作用在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丰富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的经济后果研究以及国有企业融资治理研究,为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和完善相关制度提供了现实启示。
  • 杨波,李雪,陈俊宇
    中国经济学. 2024, 1(9): 79-104.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有助于通过招商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本研究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否有利于更大程度地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空间资源有效配置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2009~2020年智慧城市试点与北京大学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智慧城市设立对地区招商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设立提升了地区吸引外资水平,表现为增加单位企业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相比于非资源依赖型地区,这一效应在资源依赖型地区更显著,同时在地理区位上呈现出向西部倾斜的特征。机制检验显示,智慧城市设立可以通过促进要素实物集聚和虚拟集聚来提升地区招商引资水平,而样本期内实物集聚发挥的作用更大。本文为探索经济新发展理念和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 周文义, 陶一桃
    中国经济学. 2022, 4(4): 181-207.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寻找新的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智慧城市试点为提升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新的路径。本文将2012~2014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校准后的NPP-VIIRS类夜间灯光数据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基于2005~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智慧城市试点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没有智慧城市试点的地区,智慧城市试点能显著提高县域经济增长水平;智慧城市试点通过提高当地的投资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改善产业结构并无显著作用。空间双重差分的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对周边地区资源的汲取,相反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政府拥有的经济权力和初始条件会影响试点的效果,智慧城市试点对县级市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普通县和中西部地区,但不同县域的经济均受益于智慧城市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