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还有12年时间需要完成基本建立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个既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提出,以及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指示,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论述,对建构中国经济学理论与话语体系有着重要学术指导意义。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性在于,一方面具备揭示发展中国家后发经济实力赶超的经济增长一般性规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归宿的经济学中国学派,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高度协同。“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从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个层面,锚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多维度构建,体现了对经济问题的导向意识、人本关怀与意识形态的制度特性、经济发展在空间与时间维度的可持续理念,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全面性保障。

破解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数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潜力。本文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设立，利用2005~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指数，这种缓解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外部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企业内部融资成本两种渠道得以实现。此外，“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主要集中于民营企业、低杠杆率企业和服务业企业，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具有缩小不同产权类型企业“融资鸿沟”、校正银企借贷过程中“属性错配”和助力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等作用。本文为企业“降成本，促融资”问题提供了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视角的解决方案，为实 现“数字强国”战略目标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基于“技术—经济”研究范式,即技术革命引致经济变革,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涵盖“三个变革”,即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其中,动力变革包括“五个根本转向”: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传统要素转向数据要素、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从物理基础设施转向数字基础设施、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变革包括“三个精准连接”:微观层面研发、制造、营销、营运四个区段精准连接,中观层面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四个链条精准连接,宏观层面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精准连接;质量变革包括“三个深度融合”:微观层面生产者和消费者深度融合、中观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深度融合、宏观层面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深度融合。在“新技术群”的加持下,在动力变革的基础上,通过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速度增长相统一的新型发展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视角出发,对“东北现象”进行分析,解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本文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背后是产业结构转型的迟缓和停滞,这既包括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结构转型,也包括制造业内部不同资本密集度行业之间的结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使东北地区错过了由符合我国总体比较优势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本文发现,上述农业劳动生产率假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均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同时,本文还进一步通过与川渝地区的对比强化了对核心假说的论证,并对东北地区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收缩问题,不仅是一个人口流失问题,而且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城市层面进行配置后的结果。本文从“资源错配”新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9年287个地级市及以上的数据,系统分析了中国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的资源配置情况,并且结合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行政等级情况进行了交互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城市收缩确实与资源在城市层面的配置有关,收缩城市的资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而且收缩城市既存在资本配置过剩,也存在劳动力配置过剩。其次,从资源错配的角度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城市收缩在不同地区并存出现的现象,中西部是资本配置过剩问题,而东北则是劳动力配置过剩问题。最后,对于收缩城市而言,资本配置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全部过剩,劳动力配置则在东部和中部不足而在西部过剩;资本在非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而劳动力在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低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高的城市更严重;低等级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高等级城市更严重。本文对于中国解决城市收缩、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资源配置等问题富有启发意义。解决中国城市收缩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升级能力以及城市等级等因素,合理优化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的配置。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内容,对于加快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片区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营商环境的视角,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制度型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代表的制度型开放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表明,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检验发现,制度型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规模更大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推进技术效率提升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结论为中国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进而加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2022年,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乌克兰危机升级、全球通胀升温、美联储货币政策剧烈调整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面对国内疫情反复和“三重压力”等挑战,中国经济在压力中迎难而进,总体呈现V型走势。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一年,做好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宏观政策需继续保持足够的逆周期调节力度,促进经济恢复更加稳固、更加充分,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进一步优化工具选项,有效对冲私人部门需求不足缺口,促进产出缺口收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进一步发挥好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和减轻债务负担;提质加力就业优先政策,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同时,要注重加强各类政策之间协调配合。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对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建议2023年抓好以下重点工作任务:一是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二是稳定预期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着力扩大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三是在化解风险的同时构建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四是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五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高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六是加快重点领域改革攻坚步伐,深化对外开放应对外部挑战;七是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八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九是着力稳定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十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为中国碳减排目标实现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首先将城市化作为背景变量引入分析框架，并基于 STIRPAT 模型构建了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潜在类别模型，进而实证考察了在城市化的影响下，相关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动态差异性影响；继而，基于蒙特卡洛模拟对碳排放的潜在演变趋势进行了动态情景分析。研究发现，人均GDP、人口密度、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因此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仍偏向高能耗模式。动态来看，部分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促增效应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而弱化。在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人口密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促增效应会逐渐下降；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占比的提高会助推地区碳排放增长，而对大多数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而言，FDI 占比的提高具有碳减排效应；第二产业占比提高仅对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的碳排放呈现出显著的促增效应。动态情景分析结果表明，在历史基准情景和政策导向情景下，中国较难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而在技术突破情景下，基于四种城市化演化背景，中国可在不同时间点和碳峰值水平上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此外，不同水平的城市化背景下碳排放达峰路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其中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先缓后急”式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中国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更为有利。因此，政府需要在制定稳定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条件下，致力于提升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以确保如期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

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第一动能。当前我国西部地区人才匮乏问题仍很突出,难以适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本文从企业创新的视角考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如何有效落地。研究发现,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对西部地区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中涉及“常驻支持”、“个人发展”及“经费支持”的激励措施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政策着力于消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将人才个人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并为人才提供配套科研资金支持时,人才对企业创新会产生持续促进作用。此外,随着西部各个地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人文环境、居住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等制度环境因素的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本文将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消除西部地区人才困境、促进区域技术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消费和投资是内需的两大组成部分，理解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对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一个家庭消费—储蓄决策的模型，刻画了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与户主年龄、家庭人均收入、人均净资产之间的关系，并实证验证了这种关系。本文发现，由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和工作经验回报率的下降，中国家庭人均收入—年龄分布曲线峰值提前到了25～35岁。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收入—年龄分布是解释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的U型曲线关系（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凹陷”）的主要因素。在控制教育、医疗负担和多代合居等潜在遗漏变量后，本文的解释仍然成立。基于微观模型，本文构建宏观估计方程发现：收入增速下降是2010年以来储蓄率下降的主因；在收入增速等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奇迹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话题，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和重大实践创新。本文在中央—地方政府纵向治理的框架下，总结出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治理模式，旨在为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提供新的视角。首先，对目标责任制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总结概括目标责任制体系中目标制定、目标分解和目标考核三个环节相互演进的结构特征。其次，主要从民主集中制、中国式分权、垂直治理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解析中国模式下目标责任制有效运作的制度基础。最后，进一步分析在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管理体系中，地方政府通过自我激励效应和标尺竞争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以期为深化央地政府间治理关系的制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为下一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首次将双重金融摩擦和政府隐性担保因素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由此银行杠杆和企业杠杆均影响到企业融资溢价，实现资本扭曲的内生化，进而通过分析驱动企业融资溢价变动的因素来考察企业间借贷成本差异造成的资本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研究发现：金融摩擦产生的异质性企业融资溢价拉低了资本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负向冲击通过银企杠杆联动机制产生双重金融加速效应并带来逆周期的资本错配，同时信贷供给端摩擦通过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而加剧资本错配。经济下行时期，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加大以及国有企业生产决策的逆周期性均会加剧资本错配。这些结果表明，解决金融摩擦造成的市场型资本错配问题的关键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解决政府隐性担保造成的银行信贷配置非市场化问题可以建立具有“状态依存于经济周期的政府担保企业信贷”制度。

如何理解产权塑造及其对市场发育的影响是经济学的核心话题，然而相应的经验证据并不充分。本文使用一套基于中国雷州半岛独特“祖宗地”现象的调查数据，对于农地制度演化如何塑造产权进而影响市场发育进行了探讨。首先考察样本村庄的土地制度演化史，通过提炼制度特征得到四类制度代表型：湄潭实验组、全国典型组、良序拟私有制组、失序拟私有制组。其次，使用一个政府管制与自发秩序权衡的理论框架，分析四类不同制度演化所塑造的产权状态。最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权稳定性确实是政府管制和自发秩序互动的结果，为二者的力量权衡所塑造；产权清晰性却是政府管制的单调函数，即越管制越清晰；产权清晰性对于土地流转市场范围的扩大具有支撑作用；产权稳定性对于土地流转市场的深化而言必不可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本文在全面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议题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报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历次五年规(计)划,围绕“为什么做、怎么做、做了什么、未来如何做”四个问题展开。全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举措,遵循“让数据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维度选取22个指标,结合非平衡面板数据量化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与重大成就。历史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大同文明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打破了现代化只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神话。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是信守承诺的,对发展是锐意进取的,对政策是延续不断的,对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对世界是命运与共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自己国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系统观念一以贯之。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全国人民所需和世界发展之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成功。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需要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历经了四个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价值取向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服务中国实践为基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传承前人学说和坚持各门经济学科的融会协调;提高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学术水平需要解决好学术概念、经济原理、历史知识、文献整理和学术争鸣等问题;提高中国经济学学科的话语权,应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基点,在内容、方式和传导上发力。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力量。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始终存在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的突出现象，本文将其称为中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本文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内在机制的理论模型，利用中国各省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存在的显著差异性以及合理的工具变量，得到稳健性经验发现：2008~2014年，中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对地区内微观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这种抑制效应相当突出，要素市场相对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滞后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企业人均创新总投入和人均私人性质创新投入分别下降1.200个和1.202个百分点。后续的机制分析揭示，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是因政府干预或控制要素市场而产生的高垄断价格挤压工业部门利润率所致。这些经验结果与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含义一致。本文的经验发现证明，在中国全面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融合化对于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提升及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产业融合化成本效应理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作用模式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服务业和国外服务业与中国制造业的融合有效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提升,而国内服务业的融入对制造业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生了“产业融合悖论”现象,这与制造业现有优势产业较为低端以及国内服务业与国外市场的衔接匹配度不足等因素有关。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内产业融合化能够降低制造业的平均成本并提升其平均利润,而技术差距以及所处产业链位置等因素则不利于制造业部门在与国内服务业部门融合进程中受益,总效应取决于“成本效应”与“质量效应”的共同影响。应深入推进我国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业要素自由流动与配置结构优化以提高服务产品质量,从根本上促使中国制造业将国内服务业作为其产业融合化的优先选择。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如何充分利用好人力资源，如何延续人口红利，已经是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旨在论证人口健康红利的存在性并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传统的“人口红利”的内涵指劳动力“数量”占优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和条件，但是在此内涵中劳动力“质量”的因素没有被考虑。而在度量劳动力质量的指标中，健康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为此，本文将人口健康因素作为相对独立的问题提出来。通过建立含有总产出、国民储蓄率和人口结构变量的数理经济模型，并采用理论推导和计量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对人口健康红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有“人口红利”，而且存在“人口健康红利”，其中人口健康红利由劳动力健康红利和老龄健康红利构成。本文推导出了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数量关系，并从理论上证明了提高人口健康水平有延续人口红利的效应。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同中国人口结构和特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国外已有一系列关于道德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将估计医疗保健需求的价格弹性作为研究重点。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有限，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分析国内医保领域出现的问题。虽然目前对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在道德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基于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中国医保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主要体现在分析个体医疗保健的时间成本、估计患者对即期价格和未来价格的反应、区分道德风险和收入效应以及估算医疗保险的一般均衡效应四个方面。本文认为，基本中国现实情况，中国学者能够挖掘出更多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本文研究将能够推动卫生经济学关

于道德风险研究的发展，为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提供参考依据，并给其他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封闭、计划主导的经济体向现代、开放、市场导向的经济体的转变，成为“世界工厂”与“跨国企业之乡”。本文认为，海外华人华侨以及他们在中国大陆开设的侨资企业在上述转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回顾了过往的侨企研究，以具有代表性的南安石材业案例总结提炼出侨资企业在区域产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次，基于侨资企业数据库刻画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全体侨企进入的时空、行业和组织特征，总结了基本的经验事实，并通过比较侨企与非侨外企的差异突出了侨企的特殊地位。最后，通过定量证据展示了一些侨企在改革开放中可能发挥的溢出作用，并探讨了在国际比较下中国借助侨资实现发展的普适意义，展望了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发展则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该基准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尚未突破拐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倒“U”形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环保属性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中倒“U”形关系显著,但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影响更大,而对国有企业影响甚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存在正向线性影响。这些独特的经验发现为今后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中国数字经济进入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深化的新发展阶段，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交易三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利用全局熵值法测算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Kernel核密度估计探究数字经济的空间演化特征，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明显的提升态势，“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显著；中国数字经济地区间差异呈缩小趋势，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于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成因，东部和西部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异；从影响因素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和贸易开放度的提升有利于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以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三个产业的发展政策为案例，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成功的条件与机制。基于笔者提出的以产业链和价值链分析为基础的整合性政策分析方法（ICVC-HPA），本文利用产业链价值链政策矩阵梳理了政策与企业的产业链价值链的关系，考察政策着力点何在，进而根据代表企业的规模、技术水平和效益及补贴数据，对产业发展水平及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在一定内外条件下，为促进特定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政府与市场及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包括目标、工具的政策体系，需要根据政策目标和产业链价值链特点进行政策工具及其组合的设计及实施，并适时动态调整；政企互动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形成、调整和完善的重要因素与必要机制；三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政策都已初步成功；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关键政策及体系能立足于国情并与市场机制和企业能力提升有机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价值更多的是以无形、数字化、难以货币化计量的资产存在。企业大量的数字资产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将手机App活跃用户行为数据作为数字资产,收集了国内排名前2000名的手机App应用中活跃用户数、App启动次数、App使用时长等相关用户行为数据,从数字资产作为公司管理层的私有信息理论出发,对数字资产与企业季度营业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App启动次数和使用时长同期季度增长率与同期的季度营业收入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说明了数字资产与企业核心财务指标之间关系的适当性;进一步,App启动次数和使用时长同期季度增长率能够预测从t+1到t+3期的季度营业收入,说明数字资产作为私有信息的盈余预测性。此外,本文从互联网业务依赖度、信息透明度、App付费与免费的对比以及品牌声誉的对比角度对上述结果进一步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数字资产在价值投资领域的重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以数字化来推动资本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中关村海淀科技园企业数据集,运用多期DID模型,从企业资本跨地区流动的视角,实证研究数字技术应用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资本跨区域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加深而增强,说明数字化有助于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代理成本以及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和制造业,数字化的推动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服务业更为明显,同时,较好的营商环境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本文为更好地发挥数字化在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如何从政策层面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创新是值得关注的议题。政府数字关注作为政府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决策议程以及提升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设计,是否会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分析政府数字关注影响企业数字创新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关注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创新,这一促进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期和成熟型的企业组别中尤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了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且政府数字关注通过增加政府补助、投资和企业研发投入等途径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影响。本文可为充分发挥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效应,激发数字创新活力,进而为实现数字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以2010～2019年的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对国有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对提升国有企业融资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减少行政干预、抑制内部人控制是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提升国有企业融资效率的重要机制;区分所有权结构后,上述促进作用在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区分行业竞争程度后,上述促进作用在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丰富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的经济后果研究以及国有企业融资治理研究,为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和完善相关制度提供了现实启示。

碳转移是指全部隐含碳基于经济贸易所发生的排放转移现象。厘清经济增长对碳排放上升作用的具体路径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证,但动态碳转移问题的存在使得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受到挑战。据此,本文基于地区异质性和区域不平衡的视角,首先运用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测算经济增长的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对全国和地区层面的碳排放增长的总效应。然后参考空间计量模型溢出效应的设定,通过改进结构分解技术来量化经济增长引致的区域间动态碳转移问题。本文主要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抑制全国碳排放上升的重要因素(-29.54%),而规模效应在碳排放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59.80%)。整个研究期内经济增长引致的动态碳转移占碳排放总量的58.17%;区域层面上,动态碳转移总量与经济规模呈正相关,污染天堂假说可以解释不同区域动态碳转移的非均衡性;从地区异质性视角来看,重工业发达地区经济结构优化有助于缓解动态碳转移现象,而绝大多数地区经济规模的扩张是动态碳转移产生的根源。本文研究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构建统一碳市场提供了参考。

消费中心(城市)是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可以预见,如同我国生产中心的发展,带动形成强大的国内生产供给体系,我国消费中心的发展,也将带动形成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体系,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随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我国开始试点,未来中国各省份围绕消费中心的竞争必定越来越激烈。作为一项大的消费经济、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世界经济政策举措,消费中心有着其内在的促内循环机制,具体包括通过提升区域消费动能加速内循环的动力机制、通过延展区域消费容量扩大内循环的扩容机制、通过强化区域消费供给能力做强内循环的消费供给机制、通过扩充区域消费资源夯实内循环的资源基础机制、通过提高区域消费品质升级内循环的内涵深化机制、通过多样化区域消费产品体系完备内循环的外延扩展机制。无论是对于消费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对于内需刺激、宏观调控、国际经济协作,这些机制都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冲击着劳动力市场。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及影响机制,本文使用2003～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归纳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测度后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扩大企业的员工规模,核心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宏观提振效应;后发优势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过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生产率、促进创新和推动规模增长,从而促进员工规模增长。本文验证了技能偏向性与常规偏向性假设的成立,并发现行业、数字技术、区域及与中心城市距离存在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提供了相应启示。

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我们发现人民币升值可通过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门槛、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利润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证层面，本文通过构建城市层面的有效汇率，利用2001~2012 年工业企业数据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人民币每升值 1%，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1.02%，且该结论在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同期若干政策影响的条件下依旧稳健。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是评估当地市场经济成熟和发展程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地级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市信用体系建设使城市的创业水平提高6%左右。第二,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高城市创业水平。第三,在宗族文化和儒家文化较强的地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的影响更大,呈现出宗族文化和儒家文化对城市信用体系的互补效应。城市信用体系与市场正式制度具有替代作用,市场化水平越低的地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创业效应越大。第四,知识密集型行业和初创企业以及现有企业平均规模小的城市的创业水平受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影响更大。本研究有利于增进对创业影响因素的认知,揭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激发创业活力的经济意义。

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生育政策、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人创业行为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带来的偏误,本文以独生子女政策时期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同时基于我国生育制度背景设计了拐点回归估计局部因果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创业的概率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对个人的创业决策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本文发现拥有更多兄弟姐妹的创业者,其创业表现更优,具体体现在:创业经营项目数量更多、经营时间更长、雇佣员工的概率更高及创业失败的概率更低。另外,本文还发现兄弟姐妹的行政管理职务对个人创业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并未发现性别对个人创业影响的显著差异。机制分析表明,独生子女政策提高了个人的受教育水平,高受教育水平群体创业的可能性较小;兄弟姐妹数量的减少削弱了其风险分担功能,从而抑制了个人创业。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有望在未来提高个人创业参与度及优化创业表现。

实现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因此,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一项制度创新,需借碳市场之力,下活减碳这盘棋。如何确保碳交易具有数量效应和质量效应的双重效果,促进中国以实现“双碳”目标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进行相关路径的研究。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从环境、经济、技术三个维度构建连续双重差分模型,综合运用碳排放强度、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探究碳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并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低碳减排技术作为碳交易与经济发展的中介效应特征,构建碳交易政策评价与实施效果的市场发展体系。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是实现国家碳减排目标的有效市场化手段,在刺激试点地区产生“创新补偿”效应的同时实现了宏观层面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存在地区异质性,且在技术效应方面减排主体生产效率提升但并没有实质性扭转落后的生产方式,仍需多手段并行推动中国绿色可持续性发展。研究创新在于构建环境、经济、技术多维度碳交易市场评价体系,结合考虑碳市场规模及活跃度的连续双重差分模型评价碳排放交易试点的实施效果,并加入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作为调节变量,解读碳交易政策对地区的深度影响。从碳交易市场本身的规模和活跃程度等因素来评价区域环境、经济和技术的影响并探究其内在推动力尤为重要,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冲击着劳动力市场。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及影响机制,本文使用2003～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归纳企业数字化转型阶段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测度后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扩大企业的员工规模,核心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宏观提振效应;后发优势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过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生产率、促进创新和推动规模增长,从而促进员工规模增长。本文验证了技能偏向性与常规偏向性假设的成立,并发现行业、数字技术、区域及与中心城市距离存在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提供了相应启示。

本文测度中国长期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动趋势,并探讨其背后的成因。基于CHIP与CHNS数据,使用多种测度方法得出我国1960～1990年出生子代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变动趋势的一致性结论,并通过Blanden分解法和反事实分析法,从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探讨我国代际收入流动变动的原因。研究发现:第一,1960～1990年出生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递增趋势;第二,家庭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的贡献率最高,人力资本则呈逐年递增趋势,社会资本的贡献率则表现为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上述三种传递机制对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贡献率逐年递增,由1960～1964年出生子代的20.73%提升至1980～1984年出生子代的57.46%;第三,更高速的经济增长与更包容的收入分配方式能够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的提高。以多种测度方法得出我国出生队列的代际收入流动变动趋势的稳健性结论,并分析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发生趋势变动的原因。为我国阻断代际贫困陷阱、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新的经验和政策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使之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与合作平台。如何平衡经济持续增长与碳减排目标,同时厘清收入不平等与碳排放关系,则是全面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质量的核心问题。本文以1971～2019年沿线109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把随机前沿方法融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构造碳效率前沿,然后通过开发一项基于距离因子的测度方法,在考虑到沿线国家经济增长需求的基础上对各国碳达峰潜力和质量进行二维评估,并进一步考察了沿线国家是否存在“公平—排放困境”。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名义为倒“N”而实质上为倒“U”形的关系,沿线实现高质量碳达峰所对应的人均GDP为2.53万美元,同时各国需要加强二氧化碳以外温室气体如氟化物等的减排力度;(2)沿线国家碳减排潜力在考察期内呈“W”形波动且具有一定收敛态势,在使用距离因子修正后,欧洲地区碳达峰路径质量位居第一,非洲区域紧随其后,亚洲地区实现碳达峰过程中仍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3)不同国家需要采取差异化方法以实现高质量碳达峰,其中,冲刺组国家重点在于绿色技术采用和产业优化,潜力组需兼顾经济发展目标并加强气候融资,边缘组十分容易陷入达峰陷阱;(4)中高及高收入组国家存在“公平—排放困境”,基尼系数每下降1个单位,人均碳排放最高可增加0.889%,在中低及低收入国家则未发现明显证据。本研究对于分析解决“一带一路”沿线高质量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东欧与苏联加盟国在转型初期采取激进式价格改革,并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转型性衰退阶段,总产出与转型前相比平均下降4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自1978年采取了渐进式价格改革,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产出增长。本文借鉴生产网络破坏理论建立包含生产网络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来重新审视转型性衰退的生产网络根源,揭示出价格市场化改革冲击如何与特定的链式生产网络相互作用并最终导致乘数倍的总产出波动的机制。研究结论为:激进式价格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产出波动效应最大,先放开上游部门产品价格的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波动效应次之,先放开下游部门产品价格的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波动效应最小。反事实结论为生产网络的存在会乘数倍放大政策冲击的产出波动效应,揭示了此乘数效应的时间趋势以及随微观参数值发生变动的比较静态结果,数值模拟结果证实了转型国家转型初期经历的转型性衰退的网络根源的相关特征事实。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寻找新的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智慧城市试点为提升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新的路径。本文将2012～2014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校准后的NPP-VIIRS类夜间灯光数据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基于2005～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智慧城市试点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没有智慧城市试点的地区,智慧城市试点能显著提高县域经济增长水平;智慧城市试点通过提高当地的投资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改善产业结构并无显著作用。空间双重差分的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对周边地区资源的汲取,相反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政府拥有的经济权力和初始条件会影响试点的效果,智慧城市试点对县级市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普通县和中西部地区,但不同县域的经济均受益于智慧城市试点。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背景下，中 国经济从总量、结构到内涵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 中国经济跨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清晰地刻画出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机制、共 同富裕的实践方向和方法以及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等十分必要。相应地，数 量经济学科研究也需要新范式、新理念和新思路，为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经 济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方针政策提供科学评估和明确指引。具体而言， 针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解读与剖析，包含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金融协 调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下的创新要素配置、收入不平等与 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世界意义、世界大变局下我国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等诸多实践问题，针对数量经济学科深化研究 和方式方法创新，则包含了海量数据特征与数量经济学研究的融合、数量 经济学科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研究场景、数据特 征和学科知识框架的延伸，为当前数量经济学科发展和研究拓展提供了契 机，也提出了挑战。 在此背景下，2022年7月9日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和山东工商学 院在山东烟台共同主办了“2022年第十一届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 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高峰论坛，邀请相关 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围绕各自研究领域进行主题发言报告。与会专家的发 言报告和研讨为探寻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协调 发展机制、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以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其他重大现实 问题提供了新理念，也为数量经济学科的研究范式调整、研究方法创新以 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