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基础研究、高素质人才、中高端产业、智能化产业、绿色产业等方面的有效投资不足是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充分发挥有效投资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加速器作用,可从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抓住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优化升级、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高素质人才培育、建成环境升级等关键要素,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加大有效投资,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在扩大有效投资中的作用。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要通过打造高水平创新联合体加速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发挥链长与链主在加速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优化升级中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多元化政策引导资本更多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创新联合培养模式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更好发挥政府与市场在打造优质建成环境中的合力作用。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否激活家庭消费,直接关系到内需主导新格局的微观基础。本文采用多期微观数据,并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家政服务业发展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家政服务业发展显著推动了家庭消费总量的扩大与消费潜力的释放,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始终成立。家政服务通过“供给释放”与“需求提振”双重路径影响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表明,家政服务体系在空间和人群维度均呈现显著分化特征,数字化应用对家政服务效应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阈值型调节特征,低水平阶段可能因门槛效应而削弱服务可及性,高水平阶段则显著放大其消费带动作用。本文立足“双循环”格局,从“消费规模—消费潜力”双维出发,构建了家政服务嵌入家庭经济行为的理论机制,不仅为家政服务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数字经济发展下服务业政策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逐步剥离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是当前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国发43号文”要求剥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职能的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融资平台转型对存量融资平台债务成本和债务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退平台”政策使得存量融资平台的债券发行信用利差显著降低，优化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结构，降低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结构性风险。机制分析表明，“退平台”政策通过优化地方政府存量融资平台结构，强化对存量融资平台的担保，促使存量融资平台融资成本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已退出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券发行利差上升，表明“退平台”政策的脱钩信号有效。存量融资平台债券融资成本降低，促使其偏好成本更低的债券融资，从而优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结构。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融资平台转型对存量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对当前逐步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具有重要启示。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创新方面的具体实践，本文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创新体系的形成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体系的战略举措和党的二十大以来创新体系的新动能，围绕“三个第一”构建包含教育、科技、人才的创新驱动型生产系统，揭示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规律和内部结构、教育系统赋能人才系统和科技系统的主要渠道以及教育赋能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的路径机制。进入新时代，“三位一体”布局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教育优先发展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带来新契机，教育系统能够同时影响人才红利与人口红利进而为人才系统和科技系统赋能；人才引领驱动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带来新活力，中国人口红利并未消失且人才红利正在形成，教育系统能够加速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在区域层面，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迈上新台阶，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日趋完善，科技创新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京津冀地区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任重道远。

本文使用2011～2016年海关进出口数据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匹配，实证检验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数字产品进口对新质生产力的正向影响更大。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均是数字产品进口影响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产品进口对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作用在不同分位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数字产品进口增量越大，新质生产力提升效果就越好。本文从数字产品进口贸易视角为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延迟退休作为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背后诸多矛盾的可行政策选项，虽具有其客观必然性，却因是否挤出就业这一争议引发广泛关注。据此，本文基于1995～2020年OECD成员国面板数据，应用世代交叠模型和双重差分方法，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究延迟退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延迟退休可以通过降低社保缴费率和放大代际效应缓解劳动力市场压力。实证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在提高整体劳动参与率的同时能显著提升中青年劳动参与率，即不会挤出就业，且社保缴费率降低是重要的作用渠道。延迟退休的劳动参与率效应存在异质性，受劳动力性别、地区老龄化程度、产业结构及数字化应用水平的共同影响。本文为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平稳落地提供新参考。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跨国并购主动获取外部创新资源,已成为诸多企业的现实选择。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跨国并购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效率和增强知识基础两方面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跨国并购对制度距离东道国跨国并购较远、生产率更高、处于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创新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为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证据,也为促进高质量对外投资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启示。

大国战略博弈驱动的排他性经贸政策升级与技术霸权争夺给中国出口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而区域贸易协定（RTA）中创新规则的深化可能成为其重塑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为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展和完善了RTA创新规则体系的测量指标，通过匹配2002～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关贸易、专利数据等，构建企业层面的RTA创新规则条款深度综合指数，系统考察其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RTA创新规则深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水平，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克服内生性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效应在中西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机制检验表明，RTA创新规则深化通过降低出口市场组合风险、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创新。研究结论对优化中国自贸协定谈判策略、引导出口企业利用规则红利实现技术跃迁具有参考价值。

租房补贴是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重要形式之一，准确把握租房补贴政策对中低收入家庭租住服务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房产市场的异质性世代交叠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内生化房租、房价与利率水平，研究针对低收入家庭的租房货币补贴政策如何影响资产价格，进而影响异质性家庭的福利水平和居住服务的差距程度。本文不仅进行了长期稳态分析，还模拟了短期内转移路径上家庭行为与市场房租价格的变动情况，并进一步将补贴力度区分为补贴强度与补贴范围。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随补贴力度的加大呈倒“U”形变化趋势，适当的补贴可以改善低收入家庭租住服务，缩小社会整体居住面积和收入差距；租房补贴政策通过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租住需求，抬升市场房租价格，并进一步刺激高收入家庭增加投资性房产需求；在转移路径上，不同出生代际的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均得到改善，市场房租与房价在短期内波动幅度较大，需要考虑政策在短期内对租房市场的动态影响；在租房补贴摇号机制下，当固定补贴比例、提高摇中概率时，补贴覆盖家庭数量随之增加，需要关注市场房租水平上升对未受补贴的低收入家庭产生的房租支出压力。

实现企业减税降费和财政可持续的双重目标,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蕴含新质生产力内涵的人工智能技术为实现该双重目标带来了契机。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系统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实际税负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影响以及两者的内在联系,并基于2008～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企业层面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会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负,“薪酬抵税”“研发激励”“智能化投资”是其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引致的企业减税效应能够带来企业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提高的增产效应,并且这种减税效应与增产效应还存在行业溢出效应。城市层面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显著增加政府税收收入。本研究结论为企业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政府优化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财税政策提供了启示。

本文以工业机器人进口事件为切入点，借助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构建PSM-Cox风险比例模型，实证检验了智能技术应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引入智能制造技术会显著降低制造企业退出市场的生存风险。机制探讨表明，引入智能制造技术会通过降本增效效应、市场拓展效应来增加企业的销售收入和盈利空间，最终改善企业生存竞争环境。异质性考察发现，智能制造对较高行业集中度、较低资本密集度、较低技术水平的企业和出口加工企业生存风险降低效应更显著。本研究不仅为深入理解智能制造影响企业生存风险的内在机理提供了理论支持，更为政府出台打造智能制造强国政策、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路径选择等贡献了重要的现实参考。

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扩大内需、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已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战略。然而,家庭部门持续高企的储蓄率对此构成了显著制约。基于全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从住房公积金这一政策性金融制度切入,系统考察了其缴存比例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公积金缴存比例提高显著降低了家庭储蓄率。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这一效应在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的家庭中更为突出。同时,从生命周期视角分析,对于因公积金缴存面临更大利息损失、承受更强流动性约束以及享受较弱税收优惠效应的家庭而言,缴存比例提升对储蓄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不仅为厘清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微观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破解“高储蓄率之谜”拓展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优化住房保障政策设计、促进消费扩容提质以及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内在要求。数字基础设施改变了地理距离对企业异地投资的空间约束,是推动企业经营空间扩张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据,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经营空间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显著促进企业向示范城市异地投资,并且数字基础设施的信息效应和成本效应是改变企业异地投资空间格局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表明,同在高质量数字基础设施网络中的“城市对”有着更多的异地投资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更显著地促进企业向近距离“城市对”、东部地区城市、大规模城市异地投资,同时对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异地投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结论丰富了数字基础设施在打破地理距离对要素流动的约束、优化经济空间布局方面的微观证据,为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成、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

本文以义务教育阶段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政策为切入点，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该政策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就近入学政策的实施使儿童抑郁水平显著降低0.16个标准差，对心理健康状况产生积极干预效果，同时儿童认知能力显著提高。机制分析表明，在学业压力方面，政策有效降低了儿童对学习压力的主观感知强度，同时抑制了择校竞争强度，家庭教育总支出下降。在通勤距离方面，政策出台后儿童上学距离和上学时长显著缩短。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就近入学政策对农村、低教育家庭儿童心理健康的改善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资源空间优化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验证了以教育公平导向的制度设计在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是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以大数据交易平台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3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超效率SBM模型,实证考察大数据交易平台的设立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交易平台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从作用机制来看,大数据交易平台的设立主要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效能、激活数据要素赋能效应以及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活力,有效推动了我国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显著提升。进一步分析显示,大数据交易平台的设立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地理邻近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协同提升,增强城市绿色发展联动性。本研究为深入理解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与环境协同效益,释放其技术红利以及推动城市经济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

推动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化在供应链网络下协同共进成为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所在。本文在不完全契约情景下基于消费绿色升级与生产绿色转型现状,构建了包含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与消费者的一般均衡模型,在供应链网络框架下探究了企业数字化的绿色溢出效应;进而,以上市公司产销名单为基础,将其与2007～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匹配,得到供应链上下游数据集,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的供应链绿色溢出方向、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的供应链绿色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表现为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上游供应商绿色发展,而对下游客户绿色发展的影响不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通过降低供应商交易成本、推动供应商技术创新产生向上游的供应链绿色溢出。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的供应链绿色溢出效应在高供应链透明度、高供应商稳定性与集中度的情境下更加显著,推动企业与其供应商异地布局能够提升企业数字化的绿色溢出效能。经济后果检验显示,供应商绿色发展程度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其自身与供应链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研究结论可为疏通数字化的供应链传导堵点、厘清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逻辑提供全新思路。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壮大耐心资本”明确列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核心战略任务。如何推动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已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代命题。鉴于此，本文立足“十五五”规划纲要战略导向，探究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在理论层面，本文构建“耐心资本—创新生态—新质生产力”三维协同发展框架，系统阐释双向赋能增长机制。耐心资本通过长期资金供给、公司治理优化、风险分担保障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通过收益增值、风险缓释、规模扩容壮大耐心资本、吸引长期资本集聚。在实践层面，从制度供给、金融支持、政策激励三个层面构建二者协同发展的战略路径，提出从短期资本逻辑转向长期创新逻辑、从分散支持转向系统协同、从资本供给侧转向制度供给侧、从单向支持转向双向赋能四大政策启示。本文为“十五五”时期中国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提供了系统性理论依据和可操作的政策参考。

零基预算作为打破支出固化格局、优化财政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其政策效果亟待系统评估。本文基于2007～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零基预算改革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零基预算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机制分析表明，零基预算改革通过提升财政支出效率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两条路径发挥作用，有效清退低效、无效支出项目并降低行政管理费用占比。异质性分析揭示，改革效果在治理能力较强、决策者具备专业背景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拓展性分析发现，财政可持续性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民间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研究结论为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防范化解地方财政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驱动的人工智能创业浪潮，正成为重塑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力量。本文利用2011～2022年中国284个地级市层面数据，研究人工智能创业对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创业能够显著缩小地区内部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持续效应和规模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创业对缩小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源于其降低了传统“中心—边缘”城市结构对中心区域的依赖程度，主要体现为通过促进地区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倒逼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地区要素资源配置、改善就业质量与结构而产生的间接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更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充分和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更先进的地区，人工智能创业缩小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加显著。本文将人工智能创业活动纳入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深化了对人工智能创业活动及其经济后果的理解。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技术革命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与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协同发展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核心议题。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指标，探讨人工智能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揭示出口需求与进口供给视角下供应链稳定性的非对称效应。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同时，人工智能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因供应链稳定性差异表现出非对称特征：出口端的供应链稳定性下降会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加成率和供应链效率，抑制人工智能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进口端的供应链稳定性下降则会通过影响企业资源配置和创新能力，增强人工智能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此外，人工智能的韧性赋能作用还受到行业资本密集度、贸易经验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为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差异化优化出口需求与进口供给提供了政策启示。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中国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作出的战略性部署，旨在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企业资源再配置，深刻影响企业生产预期和库存决策。本文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展开研究，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降低流通成本、供应链风险来减少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而降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水平。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非产成品存货占比低、存货周转率高的企业的“去库存”效应更加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去库存”效应能显著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存货优化调整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路径。本文研究揭示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推动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相关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制度型开放实践，结合2008～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制度型开放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型开放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且这一提升效应主要是通过加速外资集聚与竞争、强化科技创新激励和优化资本要素配置来实现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制度型开放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在高数字化水平企业、低市场竞争行业、中小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为通过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化解产能过剩、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借鉴。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如何通过制度性安排改善企业资金周转与融资环境，激活面向实体部门的有效投资，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本文从企业融资能力改善视角，基于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扩大行业试点的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评估了留抵退税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留抵退税显著促进了企业投资扩张，且投资增量主要由实体投资带动，从而有效抑制了“脱实向虚”倾向。机制检验显示，企业融资能力改善是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传导渠道。一方面，通过改善经营现金流、降低进项购置环节的资金占用与成本压力，增强企业内部融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并降低信息不对称，改善企业信用评价与融资可得性，提升企业外部债务融资能力。异质性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对大型企业的融资激励更强，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与结构优化效应则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证实了留抵退税能够稳企纾困、优化资本投资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升级改造的政策预期。

耐心资本因其高风险承受力和长期性，正逐渐成为提升贸易竞争优势的关键驱动力。以2009～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耐心资本对企业贸易竞争优势的影响和作用路径。研究表明，耐心资本的投资比例提升，会显著增强企业贸易竞争优势。机制检验表明，耐心资本通过全球创新网络效应、研发创新效应和价值链升级效应三条路径提升企业贸易竞争优势。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耐心资本投资对企业贸易竞争优势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据此，要积极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优化企业中长期投资渠道，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探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下核心城市行政边界土地市场的变化，对于评估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本文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2年京津冀区县层面居住、商服、工业三类用地出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其对北京行政边界区域土地价格的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北京行政边界区域产生土地溢价效应，且工业用地涨幅最高、商服用地次之、居住用地相对较低。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优化与基础设施完善是地价上涨的核心驱动因素，而人口集聚效应未显著显现。异质性分析显示，行政等级更高、交通可达性更强、经济基础更好的区县，地价对政策的响应更加强烈。本文研究结论可为优化区域协同政策、促进要素跨边界高效配置提供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