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还有12年时间需要完成基本建立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个既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提出,以及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指示,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论述,对建构中国经济学理论与话语体系有着重要学术指导意义。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性在于,一方面具备揭示发展中国家后发经济实力赶超的经济增长一般性规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归宿的经济学中国学派,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高度协同。“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从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个层面,锚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多维度构建,体现了对经济问题的导向意识、人本关怀与意识形态的制度特性、经济发展在空间与时间维度的可持续理念,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全面性保障。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基于“技术—经济”研究范式,即技术革命引致经济变革,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涵盖“三个变革”,即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其中,动力变革包括“五个根本转向”: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传统要素转向数据要素、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从物理基础设施转向数字基础设施、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变革包括“三个精准连接”:微观层面研发、制造、营销、营运四个区段精准连接,中观层面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四个链条精准连接,宏观层面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精准连接;质量变革包括“三个深度融合”:微观层面生产者和消费者深度融合、中观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深度融合、宏观层面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深度融合。在“新技术群”的加持下,在动力变革的基础上,通过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速度增长相统一的新型发展模式。

如何理解产权塑造及其对市场发育的影响是经济学的核心话题，然而相应的经验证据并不充分。本文使用一套基于中国雷州半岛独特“祖宗地”现象的调查数据，对于农地制度演化如何塑造产权进而影响市场发育进行了探讨。首先考察样本村庄的土地制度演化史，通过提炼制度特征得到四类制度代表型：湄潭实验组、全国典型组、良序拟私有制组、失序拟私有制组。其次，使用一个政府管制与自发秩序权衡的理论框架，分析四类不同制度演化所塑造的产权状态。最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权稳定性确实是政府管制和自发秩序互动的结果，为二者的力量权衡所塑造；产权清晰性却是政府管制的单调函数，即越管制越清晰；产权清晰性对于土地流转市场范围的扩大具有支撑作用；产权稳定性对于土地流转市场的深化而言必不可少。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内容,对于加快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片区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营商环境的视角,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制度型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代表的制度型开放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表明,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检验发现,制度型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规模更大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推进技术效率提升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结论为中国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进而加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消费和投资是内需的两大组成部分，理解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对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一个家庭消费—储蓄决策的模型，刻画了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与户主年龄、家庭人均收入、人均净资产之间的关系，并实证验证了这种关系。本文发现，由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和工作经验回报率的下降，中国家庭人均收入—年龄分布曲线峰值提前到了25～35岁。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收入—年龄分布是解释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的U型曲线关系（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凹陷”）的主要因素。在控制教育、医疗负担和多代合居等潜在遗漏变量后，本文的解释仍然成立。基于微观模型，本文构建宏观估计方程发现：收入增速下降是2010年以来储蓄率下降的主因；在收入增速等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

2022年,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乌克兰危机升级、全球通胀升温、美联储货币政策剧烈调整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面对国内疫情反复和“三重压力”等挑战,中国经济在压力中迎难而进,总体呈现V型走势。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一年,做好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宏观政策需继续保持足够的逆周期调节力度,促进经济恢复更加稳固、更加充分,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进一步优化工具选项,有效对冲私人部门需求不足缺口,促进产出缺口收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进一步发挥好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和减轻债务负担;提质加力就业优先政策,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同时,要注重加强各类政策之间协调配合。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对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建议2023年抓好以下重点工作任务:一是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二是稳定预期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着力扩大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三是在化解风险的同时构建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四是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五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高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六是加快重点领域改革攻坚步伐,深化对外开放应对外部挑战;七是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八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九是着力稳定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十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价值更多的是以无形、数字化、难以货币化计量的资产存在。企业大量的数字资产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将手机App活跃用户行为数据作为数字资产,收集了国内排名前2000名的手机App应用中活跃用户数、App启动次数、App使用时长等相关用户行为数据,从数字资产作为公司管理层的私有信息理论出发,对数字资产与企业季度营业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App启动次数和使用时长同期季度增长率与同期的季度营业收入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说明了数字资产与企业核心财务指标之间关系的适当性;进一步,App启动次数和使用时长同期季度增长率能够预测从t+1到t+3期的季度营业收入,说明数字资产作为私有信息的盈余预测性。此外,本文从互联网业务依赖度、信息透明度、App付费与免费的对比以及品牌声誉的对比角度对上述结果进一步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数字资产在价值投资领域的重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2010～2019年的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对国有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对提升国有企业融资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减少行政干预、抑制内部人控制是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提升国有企业融资效率的重要机制;区分所有权结构后,上述促进作用在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区分行业竞争程度后,上述促进作用在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丰富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的经济后果研究以及国有企业融资治理研究,为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和完善相关制度提供了现实启示。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需要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历经了四个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价值取向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服务中国实践为基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传承前人学说和坚持各门经济学科的融会协调;提高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学术水平需要解决好学术概念、经济原理、历史知识、文献整理和学术争鸣等问题;提高中国经济学学科的话语权,应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基点,在内容、方式和传导上发力。

以数字化来推动资本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中关村海淀科技园企业数据集,运用多期DID模型,从企业资本跨地区流动的视角,实证研究数字技术应用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资本跨区域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加深而增强,说明数字化有助于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代理成本以及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和制造业,数字化的推动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服务业更为明显,同时,较好的营商环境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本文为更好地发挥数字化在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发展则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该基准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尚未突破拐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倒“U”形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环保属性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中倒“U”形关系显著,但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影响更大,而对国有企业影响甚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存在正向线性影响。这些独特的经验发现为今后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寻找新的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智慧城市试点为提升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新的路径。本文将2012～2014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校准后的NPP-VIIRS类夜间灯光数据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基于2005～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智慧城市试点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没有智慧城市试点的地区,智慧城市试点能显著提高县域经济增长水平;智慧城市试点通过提高当地的投资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改善产业结构并无显著作用。空间双重差分的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对周边地区资源的汲取,相反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政府拥有的经济权力和初始条件会影响试点的效果,智慧城市试点对县级市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普通县和中西部地区,但不同县域的经济均受益于智慧城市试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财政投入无疑是关键。然而,现有研究尚未评估贫困县脱贫摘帽的经济影响,以及财政持续投入效果,难以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参考。本文利用中国地方财政预决算数据库中2016～2018年县级财政数据,借助贫困县脱贫摘帽的准自然试验,考察了脱贫县的经济发展以及财政扶持绩效。结果显示,脱贫摘帽促进了脱贫县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长,但对第三产业无显著影响。而且,脱贫县在利用财政资金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效率得到了明显改善。我们还发现,胡焕庸线以东脱贫县的财政扶持在发展第一产业中效果更好,胡焕庸线以西脱贫县在发展第二产业中更具比较优势。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进一步显示,农村基础设施仍是第一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生产投入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均存在积极效果。本文指出,脱贫攻坚提升了脱贫地区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下一步在保持财政支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需因地制宜配置财政资金,加大生产发展类投入。

本文测度中国长期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动趋势,并探讨其背后的成因。基于CHIP与CHNS数据,使用多种测度方法得出我国1960～1990年出生子代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变动趋势的一致性结论,并通过Blanden分解法和反事实分析法,从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探讨我国代际收入流动变动的原因。研究发现:第一,1960～1990年出生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递增趋势;第二,家庭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的贡献率最高,人力资本则呈逐年递增趋势,社会资本的贡献率则表现为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上述三种传递机制对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贡献率逐年递增,由1960～1964年出生子代的20.73%提升至1980～1984年出生子代的57.46%;第三,更高速的经济增长与更包容的收入分配方式能够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的提高。以多种测度方法得出我国出生队列的代际收入流动变动趋势的稳健性结论,并分析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发生趋势变动的原因。为我国阻断代际贫困陷阱、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新的经验和政策支撑。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中国数字经济进入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深化的新发展阶段，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交易三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利用全局熵值法测算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Kernel核密度估计探究数字经济的空间演化特征，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明显的提升态势，“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显著；中国数字经济地区间差异呈缩小趋势，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于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主要成因，东部和西部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异；从影响因素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和贸易开放度的提升有利于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融合化对于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提升及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产业融合化成本效应理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作用模式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服务业和国外服务业与中国制造业的融合有效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提升,而国内服务业的融入对制造业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生了“产业融合悖论”现象,这与制造业现有优势产业较为低端以及国内服务业与国外市场的衔接匹配度不足等因素有关。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内产业融合化能够降低制造业的平均成本并提升其平均利润,而技术差距以及所处产业链位置等因素则不利于制造业部门在与国内服务业部门融合进程中受益,总效应取决于“成本效应”与“质量效应”的共同影响。应深入推进我国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业要素自由流动与配置结构优化以提高服务产品质量,从根本上促使中国制造业将国内服务业作为其产业融合化的优先选择。

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生育政策、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人创业行为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带来的偏误,本文以独生子女政策时期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同时基于我国生育制度背景设计了拐点回归估计局部因果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创业的概率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对个人的创业决策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本文发现拥有更多兄弟姐妹的创业者,其创业表现更优,具体体现在:创业经营项目数量更多、经营时间更长、雇佣员工的概率更高及创业失败的概率更低。另外,本文还发现兄弟姐妹的行政管理职务对个人创业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并未发现性别对个人创业影响的显著差异。机制分析表明,独生子女政策提高了个人的受教育水平,高受教育水平群体创业的可能性较小;兄弟姐妹数量的减少削弱了其风险分担功能,从而抑制了个人创业。当前鼓励生育的政策,有望在未来提高个人创业参与度及优化创业表现。

围绕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边界问题,经济学已有百年纷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经济学含义是通过优化经济治理结构,进一步推动生产效率提升。本文旨在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治理结构演变的历史规律及其现实意义。首先,采用量化政府治理效用占比方法,基于英国822年和中国919年政府治理占比呈“U”形演变的特征事实,提出人类社会经济治理结构中政府治理占比演变随经济社会发展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特征、市场治理占比演变呈倒“U”形特征假说。其次,建立经济治理结构演变模型,用新古典范式证明经济治理结构内生于微观个体对政府治理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得出政府治理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二次相关关系,并使用全球137个经济体219年的数据实证予以验证。最后,将假说上升为理论,从分工协作、交易成本与经济治理出发,提出经济治理结构演变的历史规律,并演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本文解释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治理结构演变的历史成因,预判未来人类社会经济治理结构中政府治理占比将高位上升的演变趋势。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把握经济治理结构演变的历史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更好地运用经济治理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助力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互联网发展改变了投资者信息搜寻方式与成本,但学界目前对互联网搜索是否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一直尚未展开深入讨论。本文利用2006～2019年百度指数作为互联网搜索的代理变量,采用各国(地区)的知名明星数量作为互联网搜索的工具变量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中国经济主体互联网搜索行为对OFDI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主体对一国(地区)互联网搜索量每增加1%,中国对其开展的OFDI规模平均增加0.387%。互联网搜索对OFDI的促进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高收入国家样本、未与中国签订投资协定国家样本以及2011～2016年样本中表现更为突出。互联网搜索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具有长期效应,这种长期效应体现在投资后1～2年。从作用机制来看,互联网搜索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非降低投资者感知不确定性来影响中国OFDI。此外,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对外交流方式,互联网搜索对国际移民网络具有替代作用,但其替代效应只在短期移民网络中存在。本文结论表明中国要坚定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网络基础设施要求,重视大数据等无形资产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以建设高质量的数字信息平台为基础,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便捷的互联网搜索渠道,有效促进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本文在全面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议题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报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历次五年规(计)划,围绕“为什么做、怎么做、做了什么、未来如何做”四个问题展开。全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举措,遵循“让数据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维度选取22个指标,结合非平衡面板数据量化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与重大成就。历史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大同文明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打破了现代化只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神话。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是信守承诺的,对发展是锐意进取的,对政策是延续不断的,对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对世界是命运与共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自己国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系统观念一以贯之。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全国人民所需和世界发展之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成功。

碳转移是指全部隐含碳基于经济贸易所发生的排放转移现象。厘清经济增长对碳排放上升作用的具体路径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证,但动态碳转移问题的存在使得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受到挑战。据此,本文基于地区异质性和区域不平衡的视角,首先运用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测算经济增长的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对全国和地区层面的碳排放增长的总效应。然后参考空间计量模型溢出效应的设定,通过改进结构分解技术来量化经济增长引致的区域间动态碳转移问题。本文主要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抑制全国碳排放上升的重要因素(-29.54%),而规模效应在碳排放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59.80%)。整个研究期内经济增长引致的动态碳转移占碳排放总量的58.17%;区域层面上,动态碳转移总量与经济规模呈正相关,污染天堂假说可以解释不同区域动态碳转移的非均衡性;从地区异质性视角来看,重工业发达地区经济结构优化有助于缓解动态碳转移现象,而绝大多数地区经济规模的扩张是动态碳转移产生的根源。本文研究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构建统一碳市场提供了参考。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背景下，中 国经济从总量、结构到内涵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 中国经济跨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清晰地刻画出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机制、共 同富裕的实践方向和方法以及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等十分必要。相应地，数 量经济学科研究也需要新范式、新理念和新思路，为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经 济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方针政策提供科学评估和明确指引。具体而言， 针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解读与剖析，包含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金融协 调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下的创新要素配置、收入不平等与 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世界意义、世界大变局下我国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等诸多实践问题，针对数量经济学科深化研究 和方式方法创新，则包含了海量数据特征与数量经济学研究的融合、数量 经济学科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研究场景、数据特 征和学科知识框架的延伸，为当前数量经济学科发展和研究拓展提供了契 机，也提出了挑战。 在此背景下，2022年7月9日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和山东工商学 院在山东烟台共同主办了“2022年第十一届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 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高峰论坛，邀请相关 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围绕各自研究领域进行主题发言报告。与会专家的发 言报告和研讨为探寻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协调 发展机制、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以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其他重大现实 问题提供了新理念，也为数量经济学科的研究范式调整、研究方法创新以 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是中国到2035年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缓解家庭信贷约束是增加家庭资金流动性、平滑居民消费、促进居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不仅影响了中国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变,也是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难点。本文在城市层面匹配了2011～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缓解家庭信贷约束,其作用机制为拓宽正规信贷之外的其他信贷渠道。同时,上述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体现出对于低收入、低资产、户主健康程度较差的家庭以及农村居民家庭的“普惠性”特征和对金融知识水平及智能手机使用依赖的“数字性”特征。

实现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因此,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一项制度创新,需借碳市场之力,下活减碳这盘棋。如何确保碳交易具有数量效应和质量效应的双重效果,促进中国以实现“双碳”目标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进行相关路径的研究。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从环境、经济、技术三个维度构建连续双重差分模型,综合运用碳排放强度、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探究碳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并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低碳减排技术作为碳交易与经济发展的中介效应特征,构建碳交易政策评价与实施效果的市场发展体系。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是实现国家碳减排目标的有效市场化手段,在刺激试点地区产生“创新补偿”效应的同时实现了宏观层面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存在地区异质性,且在技术效应方面减排主体生产效率提升但并没有实质性扭转落后的生产方式,仍需多手段并行推动中国绿色可持续性发展。研究创新在于构建环境、经济、技术多维度碳交易市场评价体系,结合考虑碳市场规模及活跃度的连续双重差分模型评价碳排放交易试点的实施效果,并加入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等作为调节变量,解读碳交易政策对地区的深度影响。从碳交易市场本身的规模和活跃程度等因素来评价区域环境、经济和技术的影响并探究其内在推动力尤为重要,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使之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与合作平台。如何平衡经济持续增长与碳减排目标,同时厘清收入不平等与碳排放关系,则是全面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质量的核心问题。本文以1971～2019年沿线109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把随机前沿方法融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构造碳效率前沿,然后通过开发一项基于距离因子的测度方法,在考虑到沿线国家经济增长需求的基础上对各国碳达峰潜力和质量进行二维评估,并进一步考察了沿线国家是否存在“公平—排放困境”。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名义为倒“N”而实质上为倒“U”形的关系,沿线实现高质量碳达峰所对应的人均GDP为2.53万美元,同时各国需要加强二氧化碳以外温室气体如氟化物等的减排力度;(2)沿线国家碳减排潜力在考察期内呈“W”形波动且具有一定收敛态势,在使用距离因子修正后,欧洲地区碳达峰路径质量位居第一,非洲区域紧随其后,亚洲地区实现碳达峰过程中仍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3)不同国家需要采取差异化方法以实现高质量碳达峰,其中,冲刺组国家重点在于绿色技术采用和产业优化,潜力组需兼顾经济发展目标并加强气候融资,边缘组十分容易陷入达峰陷阱;(4)中高及高收入组国家存在“公平—排放困境”,基尼系数每下降1个单位,人均碳排放最高可增加0.889%,在中低及低收入国家则未发现明显证据。本研究对于分析解决“一带一路”沿线高质量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如何从政策层面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创新是值得关注的议题。政府数字关注作为政府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决策议程以及提升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设计,是否会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分析政府数字关注影响企业数字创新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关注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创新,这一促进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期和成熟型的企业组别中尤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了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且政府数字关注通过增加政府补助、投资和企业研发投入等途径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影响。本文可为充分发挥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效应,激发数字创新活力,进而为实现数字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伴随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愈加紧密,一国宏观经济波动受到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对此,本文探讨了两个全球金融周期驱动因素——中心国家货币政策和全球风险冲击对全球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并重点对两个因素各自发挥主导作用的时期进行了识别。基于面板局部投影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心国家货币政策维持不变的时期,全球风险冲击将发挥驱动全球金融周期的主导作用,加剧全球宏观经济波动;而在中心国家货币政策进行调整的时期,中心国家货币政策将占据主导地位,此时全球风险冲击不再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全球风险冲击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对发达经济体产生影响,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贸易、汇率和金融渠道都发挥了传导作用。

党的二十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土地作为财富之母,强化其制度创新,理论上可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土地制度支撑。然而,现行土地产权的相对封闭却阻隔了以农地为依托的产业共富之路、以林地为依托的生态共富之路和以宅基地为依托的城乡共富之路。借此,未来需以提高土地产权开放性为突破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的系统变革,促进农地由发展宝地向创业福地、林地由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宅基地由宜居宜家向宜业宜游的有机转化,进而推动农村土地从“沉睡”资源到“流动”资产的价值跃升。其中,农地制度改革可推动农地家庭承包方式由“均田承包”向“均权承包”转变,农地产权行使范围从农业领域向涉农领域拓展,农地利用从耕者有其田到善耕者享其田转变;林地制度改革可推动林地产权行使范围从林业领域向涉林领域拓展,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从村集体内部优先向村外林业经营主体允许转变,林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从村集体优先向乡镇集体统筹转变,林木资源生态价值的实现方式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宅基地制度可推动宅基地产权行使范围从民用居住向商业开发拓展,农房配置从农民有其屋向居者享其屋转变,宅基地收益共享机制从无到有转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一项新型开放式运输通道，中欧班列已成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的重要抓手，其能否提升城市出口竞争力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基于2005～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据，将中欧班列开通信息与地级市数据信息相匹配，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中欧班列开通对城市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表明，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出口竞争力，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创新推动、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是中欧班列开通提升城市出口竞争力的主要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区域，中欧班列开通对提升城市出口竞争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促进效应，同时中欧班列也能与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一路”等实现联动，以共同提升城市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分析表明，中欧班列的高质量发展亦能对提升城市出口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该结论也验证了中欧班列具有充分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前景。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中欧班列的经济效应、助力国家进一步制定高质量出口和开放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随着传统经济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变迁,以规模经济和规模化产品为特征的大众市场加速向以范围经济和个性化产品为特征的长尾市场转型升级,经济社会的市场分工网络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本文运用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与数值模拟方法,揭示了大众主体型市场向长尾主体型市场演进的内在机理,并系统分析了这一市场结构变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研究发现,市场综合交易效率的充分改进,驱动大众市场向混合型市场和长尾市场转型升级,产品或服务综合学习成本不断提高,也会逼迫长尾市场取代大众市场成为均衡市场模式,尤其当综合学习成本过高时,将极大降低市场演进的市场综合交易效率门槛条件,乃至长尾市场成为唯一的均衡模式;大众市场向长尾市场的转化升级过程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市场创新能力、扩张产品多样化程度与消费需求规模、提升人均真实收入水平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本文不仅提供了理解长尾市场形成及市场结构转型的新理论视角,而且对推动数字经济时代长尾市场和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履行社会责任均基于共享理念,二者在“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下具有一致性,但是目前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相对缺乏。本文基于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的参与精准扶贫的信息衡量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情况,对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对精准扶贫的参与程度更深。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无政治关联企业、位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后,其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更深。潜在机制分析表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会通过共同富裕机制、声誉机制和长期利益机制促进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随着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实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与制度优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契约异质性视角，采用多期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检验了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水平，并且提高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创新投入以及成熟期企业的创新产出。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股权激励计划主要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创新团队稳定性、强化利益协同效应和监督效应机制来提高企业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多地表现为“量质齐升”的创新策略，并且主要是由创新投入增加引起的，而不是由创新效率提高驱动的。本文对优化我国上市公司创新导向型股权激励机制设计，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在强调产业链“稳链强链”的背景下，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已成为国家级战略。本文以新三板挂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样本，研究风险投资与被投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于制造业中小型科技企业，风投机构投资特别是联合投资和对赌协议有助于提高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的概率。机制分析显示，风投机构投资后，被投企业通过加大研发费用投入能提升成为小巨人企业的概率。异质性分析显示，风险投资与企业成为“专精特新”企业的正向关系在强产业链行业中被削弱，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融合和相互助力会弱化企业内部资本要素对其成为“专精特新”企业的影响。在较强的外部制度环境下，风险投资在对“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揭示风险投资在推动制造业双创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是评估当地市场经济成熟和发展程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地级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市信用体系建设使城市的创业水平提高6%左右。第二,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高城市创业水平。第三,在宗族文化和儒家文化较强的地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的影响更大,呈现出宗族文化和儒家文化对城市信用体系的互补效应。城市信用体系与市场正式制度具有替代作用,市场化水平越低的地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创业效应越大。第四,知识密集型行业和初创企业以及现有企业平均规模小的城市的创业水平受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影响更大。本研究有利于增进对创业影响因素的认知,揭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激发创业活力的经济意义。

地方政府正不断探索增强当地经济发展活力的方式，包括鼓励高校新建校区，以校促建。本文以1999～2019年全国县级层面新建本科校区（院校）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工具变量等因果推断方法进行经验分析，发现与未启用新校区的县相比，启用新校区显著提高了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与机制分析表明，启用新校区能给当地经济带来暂时性增长效应和可持续增长效应。一方面，启用新校区引致的人口迁入刺激了对本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新校区的要素集聚优势使得当地的金融可用性和利用程度显著提升，创新创业水平提高，并加速了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此外，本文证据也显示地方政府可能将建设新校区视作土地资本化的“马前卒”。

空间干预政策的长期效果受限于经济增速趋缓和区域经济分化等结构性困境,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是破解结构性困境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建设韧性城市”纳入国家战略。本文使用《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中的中部六省老工业基地城市的1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倾向得分匹配和分位数倍差方法,分析空间干预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空间干预政策提升了区域经济韧性,并且在改变不同匹配方法、安慰剂检验等各类情形下这一结果都较为稳健。空间干预政策的最终受益主体与预期不一致。韧性较低的地区并没有因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而提升自身的经济韧性,相反地,经济韧性较高的地区该政策效果更明显。产业多样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GDP对处于不同韧性基础分位的地区呈现非对称性影响,特别是对韧性较低的地区构成一定约束。中部地区的经济韧性主要由产业结构决定,但也受限于产业区域竞争力,且产业结构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本文所揭示的先前空间干预政策可能在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方面有所局限的现象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制定、调整区域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本文以撤县设区为例考察了由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型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使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并采用双重差分实证策略。研究发现,撤县设区会显著提高青少年接受高中教育的概率,可能的原因是,撤县设区后政府职能重心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因此会加大财政教育支出,促进教育质量提升,表现为辖区生师比显著降低。异质性分析发现,撤县设区对女性以及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城镇化水平较低和距离市区较远的县的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本文的结论可以为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领域制定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提供参考。

城市行政等级和行政边界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通常认为低行政等级城市在与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且行政边界的增加会阻碍区域一体化发展。本文基于1992～2012年区县级的夜间灯光数据,使用DID和SDID模型谨慎评估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对成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重庆直辖促使成都市的灯光亮度显著提高了25.7%,即显著促进了成都经济发展。这一结论经排除干扰政策和更换实证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渠道分析表明,成渝两地合作加强,以及成都对四川省内资源的吸引力和集聚力加强是成都经济实现超额增长的原因。本文研究结论对理顺计划单列市与其所在省省会城市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推动区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据跨境流动受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关注,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成为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变量。本文对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的贸易成本效应进行了理论阐释,并基于全球27个国家2014～2017年的经验数据展开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线性假设还是非线性假设,贸易双方实施的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都会显著推动双边贸易成本上升,且数字服务产品替代弹性越小,双边贸易成本对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越敏感;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会通过抬高双边贸易成本进一步对数字贸易进(出)口产生较显著的抑制作用;与进口比较,无论是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出口贸易的直接抑制效应,还是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经由助推双边贸易成本对数字出口贸易的间接抑制效应,均更加显著。本文基于中国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和促进数字贸易出口视角,从经验研究结论中剥离出相关的政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