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工具和第一生产力的“元生产力”，正逐步成长为新的生产力引擎，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鉴于此，本文在厘清新一代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历程及内涵特征基础上，探究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运行机理和实践路径。具体而言，理论方面，系统分析了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创新驱动机制、人力资本高级化机制和资本结构优化机制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机理；实践方面，从宏观层面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三大战略引导，中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市场需求”、“政府引导+市场调节”、“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和“政府保障+市场评估”四项政策驱动，微观层面的数智人才、自主创新、资本赋能、智能产业和智实融合五措并举三个维度，提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为我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本文聚焦新时代十年的中国创新发展,从理论渊源、理论解释和现实依据三个方面深入阐明新时代十年中国坚持创新发展的基本逻辑,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创新发展的战略举措系统梳理新时代十年创新发展的实践历程,基于客观翔实的数据真实立体展现新时代十年中国创新发展的重大成就,并结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部署展望新征程上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可行路径。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下,中国围绕人才资源、自主创新、基础研究、新兴产业、创新高地、科技成果转化和体制机制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创新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创新投入持续增加,创新产出显著增长,创新环境日趋完善,创新效率不断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明显上升,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创新高地加速崛起,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全球创新版图的地位不断提升,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迈出重要步伐。面向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任务,中国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加快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推动研发和品牌两端发力、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和创新高地建设、推进科技对外开放,为新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被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从历史和制度视角分析中国南北经济分化背后的深层次逻辑。本文基本结论表明，南北经济分化和演变并非晚近的、新的经济现象，而是隋唐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在战争和人地关系驱动下形成的广义南北制差异，是理解历史和现代南北经济分化的重要视角。广义南北制差异具体为北方军农主义和南方农商主义的正式规则差异、“北疏南密”的行动组织差异以及“北农南商”的社会文化差异。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的正式规则瓦解，但“南制”中的组织能力和商业文化为南方培育了市场意识和要素集聚渠道，南方民营经济顺势发展，鼓励竞争、创新的营商环境由此形成。南北制下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组织差异是理解南北经济分化的底层逻辑。

中国全面开展气候治理,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历史节点,不仅需要理解中国过去碳排放增长的驱动来源,还需要从国际视角出发,对中国未来碳减排路径进行有效评估和合理判断。尽管发展阶段与具体国情不同,但发达国家碳达峰的实现历程,为中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提供了国际视野和借鉴参考。因此,从更宽视野分析不同国家处在不同工业化阶段,其碳排放的驱动方向和驱动程度可能存在的规律性特征,对于解析中国如何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优化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鉴于此,本文首先采用指数分解法与生产理论分解法相结合的综合分解框架对全球主要碳排放国家过去二十年的碳排放变化进行回顾性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经济产出效应远超同期其他国家。资本能源替代承担了中国过去十余年的减排重任,但国际经验表明伴随工业化进程,资本能源替代效应逐渐减弱,亟须探索碳减排的新动力。随后,对中国2022～2060年碳排放演变路径进行模拟的结果表明,能源结构加速优化与生产技术绿色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可能的碳减排动力来源,技术效率提升是碳达峰时间节点提前的关键,能源结构调整成为从碳达峰迈向碳中和的主要推动因素。此外,2060年可能仍然存在超过20亿吨的碳中和缺口,需要利用负碳技术做“减法”。积极稳妥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地采用碳减排对策,短期内应加强国际交流,加速低碳技术扩散与创新,长期则应从供需两侧逐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本文以我国1988年开始的产假延长改革作为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产假天数增加对我国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适度享受更长产假有助于增加女性劳动收入以及提高女性正规就业的参与率。这一长期动态效应逐渐增强，并且在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或是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女性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进一步发现，产假延长有利于提升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从而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益。本文结论对我国产假政策和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绿色金融工具能否发挥示范功能,引领和推动更大范围内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这是健全绿色金融体系需要回答的问题,更是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0～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表现的行业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会显著提升同行业其他企业的ESG表现。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会加剧行业竞争并带动同行业其他企业采取更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动从而提升ESG表现。异质性检验表明,小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低碳企业的溢出效应更显著。本研究不仅拓展了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也深化了对绿色债券发行经济后果的认识,为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与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利用2001～2019年中国2845个县级市数据,匹配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城市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收缩显著地抑制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城市收缩导致经济增长下滑6.91%。细分行业后发现,收缩城市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下降11.8%,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17.8%,第三产业增加值下降30.2%。这意味着,人口流出不仅影响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增加值,而且对于服务部门的负面冲击更大。第二,2008年之后,城市收缩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进一步强化,城市收缩导致GDP增长下滑12.3%,高于样本期内的平均水平。第三,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收缩会通过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减少研发投入、抑制企业进入、提高企业退出率,最终抑制经济增长。但是,城市收缩不会抑制居民消费。此外,本文还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均不会改变。研究表明,人口流出会造成经济下行,需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擘画了一幅崭新的蓝图，是体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选取我国沪深A股2010～2021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言行不一”的数字化转型对股价的具体影响，并探讨数字化转型“言行不一”的可能成因。研究发现，“言行不一”的数字化转型会使得企业所面临的股价风险显著增加，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地，探究数字化转型“言行不一”的成因，发现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会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言”与“行”之间的差距，且亏损企业样本更为明显。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国有企业“言行不一”的数字化转型行为的容忍度更高。本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种衡量方式——数字化文本词频与数字化技术占比，提供了具象化的连接桥梁，为增强资本市场稳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见解。

我国数据交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交易类型日益丰富,数据定价是数据交易的关键环节,一个合适的价格可以激励交易各方促进成交,使数据充分流动。数据要素定价是将数据看作商品,并使用具体模型对其进行定价的行为,涉及信息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领域。本文首先从实践层面出发,分析数据交易平台现状,具体包括数据平台的不同模式、交易的数据产品类型以及定价方式。其次,从理论层面出发,梳理了数据和数据产品的概念,明确了数据要素定价的对象,并总结了数据要素的五大特征——非竞争性、非稀缺性、排他性、强协同性和价值异质性,这些特征决定了对数据要素进行定价的复杂性。再次,从数据要素价值评估的基本维度、主要数据定价技术以及数据交易市场的主要定价策略三个层面展开,评价了各数据定价方法的优势、局限性和适用性。最后,基于目前数据定价方法研究的不足以及实践中数据定价存在的问题提出区块链赋能实现数据要素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定价、利用隐私保护技术实现数据的分类定价、多领域技术协同构建统一的数据要素价值评估体系以及完善数据交易市场的相关政策法规。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观出发，本文梳理和评价中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实践历程、发展成效与经验启示。首先，从单一目标到多元协同的转变展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模式之变，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观阐释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动力之源，通过新时代协同推进的战略举措展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创新作为；其次，构建一个包含降碳减污、绿色转型和经济增长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系统，并基于发展目标和投入要素两种视角对整体系统绩效进行分解，真实立体地展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重大成就。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取得显著成效。从发展模式看，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绩效高于降碳减污增长协同绩效，更高于单一增长绩效；从发展目标看，社会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的绩效水平不断提高，绿色转型正逐步内化为两个子系统的自身能力；从生产要素看，水资源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能源生产率持续提高，绿色转型不仅能够提升各要素系统绩效，还能内化系统自身能力；从区域层面看，四大板块在整体绩效及子系统绩效上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异质性，总体绩效水平呈现发散态势。本研究为新发展阶段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事实依据和经验参考。

大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按照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在位企业会不断地被新企业替代，大企业的市场地位也不应该被同一主体长期占据，新企业或中小企业有机会成长壮大进而取代既有大企业的市场地位，这一过程表现为大企业持续的更新换代。但是，现实中大企业的更替速度往往较缓慢，阻碍了创造性破坏进程。本文以我国1997～2020年境内外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大企业更替缓慢的原因及其经济影响。研究表明，首先，对内部影响因素的检验发现，研发创新水平或国有企业性质并不是阻碍大企业更替的重要因素，大企业主要依靠初始的规模优势构筑市场壁垒，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市场主导地位。其次，对外部影响因素的检验发现，发达的金融市场、开放的经济环境和较少的政府干预等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可以促进大企业的更替，加速创造性破坏进程。最后，经济后果检验发现，长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大企业抑制了其他企业的融资、投资和创新活动，并进一步阻碍了地区层面的创新、创业和经济增长。本文从创造性破坏角度丰富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维度，同时也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激发消费潜能、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作为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农村作为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巨大消费潜力。为了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规模、升级消费结构的效应，本文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农户金融市场参与在数字普惠金融培育农村消费力方面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有效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规模、提升消费品质；农户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受教育水平及工作性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的金融市场参与度，如投资金融市场、缓解信贷约束等途径提升农村消费力。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绿色发展原则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提升企业在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方面的表现是实现目标的重要路径。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的交易数据，实证研究贸易网络地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分析节点企业通过贸易网络对上下游企业ESG表现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其ESG表现具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二阶间接关联中，嵌入贸易网络结构的企业的ESG表现提升更加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处于网络核心节点的企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媒体和资本市场的关注度实现ESG表现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管制行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贸易网络地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地拓展分析发现，节点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上下游企业的ESG表现，尤其是对下游客户。贸易网络地位增强了节点企业ESG表现的溢出效应。当节点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处于同一行业或地区时，这种效应更为明显。随着节点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ESG协同水平提高，节点企业对上下游企业ESG表现提升的促进作用也更加突出。

本文基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安装量数据，研究了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为代表的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层面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不仅在企业层面形成了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而且对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提升作用在外部资本可得性较低的企业、未获得财政补贴的企业、高强度人力资本行业企业更为显著，融资约束缓解因此被证实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关键；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所推动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升最终带来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以及生产效率、市场价值的提升。

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是破解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推进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期望SBM模型综合测算了各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全面考察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在经过平行趋势、安慰剂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来实现,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削弱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政策红利。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有效提升非资源型城市、衰退型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省会都市圈内城市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但对成长型和成熟型资源型城市、非省会都市圈内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在未来推动能源革命的进程中,应基于各类城市特征不断深化改革用能权交易市场机制,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推动能源要素高效配置与合理使用。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完成2035年远景目标和任务的必要之举。金融与科技的结合能否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企业绩效增长与收入分配，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绩效增长和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不仅能够促进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提升，还能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及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绩效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银行业竞争程度和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外部法制环境的改善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金融科技对劳动收入份额增加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增长”上，金融科技通过提高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自主创新，提升企业绩效；“劳资分配”上，金融科技能同步提升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但平均工资率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劳劳分配”上，金融科技带来的企业绩效提升虽然扩大了高管—员工绝对薪酬差距，但能够通过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缩小高管—员工相对薪酬差距。本研究为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其支持政策作为新的时代命题正在成为全球共识。本文围绕1978～2022年中央政府部门颁布的中小企业支持政策,搭建“政策时域—政策工具类型—府际关系—生命周期取向”分析框架,展开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探究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逻辑和政策着力点,从中萃取中国经济增长特色和规律性。结果表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逻辑在于“先发展后支持”,凸显“政策窗口效应”和“政策红利效应”。政策效应评价方面,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整体过溢,但科技和人才支持不足,以及存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总体结构失调；府际关系网络关联性与一致性持续增强,但核心部门的政策主导作用仍显不足；基于生命周期模型的分析显示过半政策工具为全周期导向,更可能作用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中小企业,凸显了“扶强”理念,也表明政策精准性有待提升。进一步分析中小企业的五种发展模式后,提出了生命周期取向、数字技术赋能、长效稳态机制的政策建议,以及该制度逻辑对于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和经济结构再平衡及未来政策取向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市场分割一直被认为是阻碍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有研究甚至在猜测中国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比国际贸易要高，本文通过对2003～2009年世界各国贸易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来自增值税统计的省际贸易数据联合分析，从贸易流量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正面的解答。通过使用四种经典的引力模型和空间引力模型，稳健地得到在剔除经济总量和地理距离的影响之后，中国的国内贸易比国际贸易更容易开展的结论。使用空间引力模型还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与国际贸易相比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本文的结论可以视作对中国存在过高国内交易成本说法的一个直接的否定。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国内贸易成本应该还有更大的下降空间，但大幅降低贸易成本、畅通国内贸易仍任重道远。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评估数字生态下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数字化无形资产占比两个指标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表现。对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发现，数字变革有效改善了初次分配，且集中体现在员工就业和员工薪酬上，而对以捐赠和扶贫为代表的三次分配作用有限。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从劳动力结构升级、流动性约束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且在企业党组织嵌入更深、劳动密集度更高、生命周期步入成熟期和银行竞争更激烈的状况下，作用更为显著。此外，企业助力共同富裕的行为还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所获财政补助和社会形象。本文为新时代技术进步与社会福利关系的研究增加了证据，并为完善收入分配提供了相关启示。

厘清农业绿色增长的来源是探索其低碳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前提与基础。基于对现有增长核算理论的拓展，本文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估算农业部门的能源与环境要素足迹并纳入全要素生产率（TFP）核算框架。首先聚焦资源与环境要素的“隐含”足迹测算，将其作为资源利用与环境排放“直接”数量的合理替代；其次利用全球43个主要经济体农业部门数据构建生产前沿面，改进边界调整测度模型和全局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解模型，不仅能观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增长水平，也可按照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的不同来源，实现投入/产出变量对GTFP变化贡献的立体分解与全面识别。结果显示，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途径为推动农业能源利用（足迹）技术的创新与农业用地效率的提升。从区域视角，发达经济体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驱动，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依靠效率提升驱动。时间维度上，农业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效率提升促进了早期的生产率提高，中期的生产率提升主要依靠技术创新的正面影响；近期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农业部门效率提升与技术创新的“取长补短”应成为领先群组与落后群组相互学习的“新常态”；对于中国而言，能源利用、碳排放及污染物足迹，以及农业用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是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后期应当重点提高农业部门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能力，切实发挥绿色技术对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引擎作用。

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采用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诚信文化词库用于度量企业诚信文化,并研究诚信文化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诚信文化对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上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较为完善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抑制企业管理者短视与自利行为和改善上市公司信息环境是企业诚信文化影响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重要路径。本文还发现,企业诚信文化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完善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才能起到有效的外部监督作用；诚信文化主要是抑制基于“蓄水池”动机而不是“投资替代”动机的金融资产投资并优化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结构。

为了激励企业研发创新，2008年我国出台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而围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展开评估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政策的内生性；二是考虑到企业会进行研发操纵，不处理上述问题就会高估政策效果。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全国企业创新活动调查数据库系统地评估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层面的创新产出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该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税负，增加了与研发相关的政府补贴，而且，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这一信号可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及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等，进而促进研发创新。本文的研究不仅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也为后续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劳动者身体健康问题，从工业机器人应用的视角，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并进行一系列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有效改善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工作环境改善及工作性质改变正向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但同时通过收入下降及工作时长增加负面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异质性分析发现，户籍因素能够影响常规型工作从事者本应通过工业机器人应用获得的身体健康效应。此外，本文还发现户籍制度改革是提高农业户口劳动者健康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距的重要策略。

平台直播生态(Platform Live-streaming Ecology,PLE)在注意力经济的催化之下繁荣发展。然而,PLE中多元化主体对异质化资源的整合难免存在资源滥用,引发价值共毁。本文旨在揭露PLE自组织的演化机制,强化PLE价值共毁的治理,从自组织理论入手,对PLE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展开探讨,并且提出治理路径规避价值共毁的发生。研究发现,PLE内部存在开放性、动态性、协同性、创新性的相互作用；维持机制与创新机制构成了PLE的演化过程；内外部动力推动PLE的走向——价值涌现。同时,发现资源滥用是PLE价值共毁的核心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治理价值共毁的系统路径模型,包括微观治理与宏观治理两条主体路径,以及信息技术生态治理路径和保障机制治理路径。本文关注异质性主体所引发的价值共毁风险,利用管理研究提出治理模型能够进一步推进管理学的现实应用。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是建设制造强国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创新性地利用《工业“四基”发展目录》对工业“四基”相关上市公司予以识别，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产业基础再造对我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基础再造有效提高了“四基”领域内工业企业生产效率。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平行趋势条件和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一系列因素后依然成立。此外，产业基础再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低技术企业和有较好工业基础的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游产业基础再造能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溢出效应提高中下游企业生产效率。在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和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背景下，产业基础再造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备性和安全性，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中断风险。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产业基础再造对工业体系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为如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有效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是微观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沃土”，理应发挥出促投资的积极作用。本文选取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税收“放管服”改革作为政策冲击，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对企业有效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扩大投资，并通过减少管理层寻租行为来提高投资效率；其促投资效应在税收征管力度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大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文从促进税收法治化、服务现代化、征管信息化三个方面提出深化税收“放管服”改革的政策建议，强调重视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促投资效应，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并特别指出要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治理体系。全球正经历的“机器换人”的人工智能应用浪潮，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生产和贸易状况。本文利用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核算全球67个国家或地区2002～2018年出口的三元边际，以价格边际度量出口产品质量，并匹配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检验人工智能应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该结果是稳健的。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被解释变量、采用解释变量滞后期、PSM-DID、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安慰剂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究其机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劳动生产率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需要以较高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和创新技术关注度为支撑。本文的分析可为发展人工智能、建设贸易强国提供有益参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其ESG表现和社会责任履行对于促进经济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实证检验国有资本持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资本持股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ESG表现。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信息环境来促进民营企业ESG表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民营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较大时，国有资本持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当民营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压力较大时，国有资本持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较弱；在非国有经济发展较滞后的地区，国有资本持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较强。本文从ESG表现视角，揭示了国有资本在促进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反映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推动经济全面绿色转型的重大意义。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本文综合SRCFS模型与模拟退火算法优化投影寻踪模型确定新质生产力三级指标体系核心要素，采用最小离差法组合赋权和灰色新陈代谢预测模型分别对中国2019～2023年、2025～2035年两个时段的新质生产力进行评价与预测，同时使用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聚类法对以上两个时段的新质生产力进行分类和特点分析。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在短期及中长期发展过程中都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但仍存在地区差异；在短期，中国各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可以划分为发达、中等发达及欠发达三类，其中大部分均未达到发达水平；在中长期，中国各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将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提高，除少数省区市外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及以上水平。因此，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既要统筹布局整体发力，也要因地制宜协同攻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与渗透的背景下，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是否会引致失业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利用PSM-DID估计方法，从企业层面研究机器人应用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就业，企业应用机器人后，其岗位需求增加约28.85%。机制分析发现，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及增加产出来促进就业。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劳动密集型及东部地区企业，非劳动密集型及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机器人应用的就业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本文还发现机器人应用不存在“挤出效应”，机器人应用并没有显著降低行业内非机器人应用企业的岗位需求。

金融是国民经济血脉，也是国家发展重器。本文从注重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耐心资本出发，理论和实证相结合讨论耐心资本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理论上，耐心资本通过为实体企业提供“长钱”支持，避免企业通过频繁的金融市场操作来维持短期利润表现与股东回报，这是其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逻辑所在。实证方面，利用2009～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证实了耐心资本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起到抑制作用，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内生性讨论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耐心资本主要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感知水平和风险承担水平来发挥作用，将金融化程度分为适度金融化和过度金融化后，耐心资本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证明了耐心资本具有稳定企业盈利波动率的效应。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对耐心资本的定义、特征和作用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也为预防实体企业偏离主营业务、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指引。

合作创新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重要路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是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影响。与通常认为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会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不同，理论分析发现，现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通过改变研发项目的独立创新和合作创新成本进而影响企业选择采用独立创新方式或者采用合作创新方式完成研发项目能够获得的预期收益的相对大小，企业可能更倾向于从事独立创新活动。利用中国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行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独立发明专利申请量，显著降低了高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的联合发明专利申请量，显著抑制了企业从事合作创新活动。为此，建议提高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通过提高合作创新活动激励使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目标。

县域创业活动能够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推动乡村经济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型，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本文将耗散结构理论拓展应用到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范式中，运用跨学科的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县域创业活动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底层逻辑，并采用2011～2020年中国2045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县域创业活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县域创业活动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促进资本集聚、推动技术创新等途径吸引信息、物质等负熵流进入乡村产业振兴系统，促进系统形成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异质性检验表明，县域创业活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地区和非电子商务示范县发挥得更加充分。因此，建议各级政府结合当地要素禀赋条件发展县域创业活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系统形成耗散结构，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面对老年人口基数增大、老龄化速度加快并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的紧迫现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本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构建了关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与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理论模型，并以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有助于促进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于中等社会保障水平地区、中年家庭以及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既能减轻短期风险冲击，也能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调整生计策略来培育农村家庭的长期发展能力，从而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优化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在推进有效的政府治理、深化财税改革的背景下，本文运用了双重差分方法，基于地方政府欠款清理工作专项督导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了政府清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清欠可以缓解企业的流动性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意愿，优化融资环境，提高创新项目的估值。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在创新注意力较高的企业和新兴产业更为显著。进一步地，本文运用分位数控制法评估了不同地区政府清欠对于企业创新的处理效应，发现该处理效应在北京、湖北等地区更为明显。本文对于政府清欠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的研究，对全面提升企业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财政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内容。信息披露不仅是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与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保障，也能够对公司经营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2015～2021年发布的《行业信息披露指引》构建行业信息披露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行业信息披露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信息披露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且在市场竞争较强环境下对管理层经验较少的企业的金融化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行业信息披露通过学习模仿效应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信息披露促进了实业投资，提升了投资效率，帮助企业“脱虚向实”，表明行业信息披露对公司经营起到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行业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还探索了行业信息披露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机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深化行业信息披露监管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