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融合化对于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提升及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产业融合化成本效应理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作用模式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服务业和国外服务业与中国制造业的融合有效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提升,而国内服务业的融入对制造业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生了“产业融合悖论”现象,这与制造业现有优势产业较为低端以及国内服务业与国外市场的衔接匹配度不足等因素有关。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内产业融合化能够降低制造业的平均成本并提升其平均利润,而技术差距以及所处产业链位置等因素则不利于制造业部门在与国内服务业部门融合进程中受益,总效应取决于“成本效应”与“质量效应”的共同影响。应深入推进我国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业要素自由流动与配置结构优化以提高服务产品质量,从根本上促使中国制造业将国内服务业作为其产业融合化的优先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本文在全面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议题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报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历次五年规(计)划,围绕“为什么做、怎么做、做了什么、未来如何做”四个问题展开。全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举措,遵循“让数据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维度选取22个指标,结合非平衡面板数据量化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与重大成就。历史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大同文明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打破了现代化只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神话。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是信守承诺的,对发展是锐意进取的,对政策是延续不断的,对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对世界是命运与共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自己国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系统观念一以贯之。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全国人民所需和世界发展之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成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发展则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该基准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尚未突破拐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倒“U”形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环保属性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中倒“U”形关系显著,但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影响更大,而对国有企业影响甚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存在正向线性影响。这些独特的经验发现为今后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乡村振兴需要数字技术提供引擎和发展动力。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融入中国农村的重要形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如何？本文采用2012～2018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淘宝村出现的时空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级市内有无淘宝村”“地级市内淘宝村数量”均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对于一个淘宝村数量处于平均数（18个）的地级市来说，其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比没有淘宝村的地级市高642元，相当于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5%；此外，淘宝村使得农民消费支出提高315元，相当于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2.4%，有利于推动经济内循环。异质性分析发现，淘宝村对初始农业生产率低、城镇潜在市场大的地区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淘宝村的增收效应主要源于对创业的拉动作用。本文结论表明农村电商可以激发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可避免且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愈发重要的背景下，急需厘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省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及CFPS数据，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明显抑制居民家庭消费，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降低家庭收入、造成收入的不确定性、延迟消费决策以及收紧流动性约束来降低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冲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程度较低以及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基础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但对享受型消费和整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实施精确的刺激消费政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

本文深入剖析地缘政治、贸易冲突与全球价值链（GVC）重构的内在关联，在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的双重视角下考察GVC重构的底层逻辑与演化方向，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制度性冲突已深度嵌入GVC，诸边联合博弈左右GVC重构进程和方向，GVC重构经由投入产出关联放大贸易冲突和大国博弈的负面影响。其次，利益分配失衡加剧GVC选择性“脱钩”“制造业回流”推动贸易和投资规则重组、贸易动力模式进入新旧转换通道成为GVC重构的驱动因素，促使GVC开始重构，而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目标、技术性贸易摩擦常态化、公平贸易与价值观贸易盛行则成为GVC加速重构的催化剂。未来，主动需求协同被动应对推动GVC重构愈加泛化、全球价值链非市场变化凸显主权化趋向、自主创新成为GVC攀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最后，中国应贯彻落实创新立国战略，通过超大国内市场规模加快推动本土核心技术创新，坚持以市场吸引“逆向创新”，加强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体系顶层设计，利用好进出口两面市场，与主流国家加强交流。本文扩展了从外部动力视角探究GVC重构的研究内涵，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和破解“低端锁定”困境具有政策启示。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键在于产业发展与人口规模相匹配，否则后扶贫时代脱贫地区就需要适时调整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精准扶贫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贫困县人口外流加速。机制检验显示，精准扶贫促进了贫困县经济增长，但同时加速了贫困县人口外流；贫困县交通条件改善也是引发人口外流的重要机制之一。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处于非城市群的贫困县相比，处于城市群的贫困县更可能因精准扶贫而出现人口流出的情况；精准扶贫相关财政支出也提升了贫困县人口外流速度。本文旨在说明，在贫困县大规模人口流出的背景下，可以考虑将对地区的财政投入调整为对人的财政投入，合理定位脱贫地区的角色，避免过度或低效的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投入。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数据研究了在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下非房地产企业融资需求与信用利差变化情况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扩大了投资者对非房地产行业债券的投资规模，相比低融资需求企业，投向高融资需求企业的资金规模更大，企业获得融资后信用资质改善更明显，信用利差缩小程度更大；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有显著的异质性作用，高评级企业、所处金融环境更好及投资者偏爱行业的高融资需求企业的信用利差缩小程度更大，但“非优势”企业的债券利差也显著缩小，政策具有普惠影响。因此，应重视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对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的溢出影响，引导资金更有针对性地投资于“非优势”企业，充分利用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的溢出效应，提升经济长期发展潜力。

如何从政策层面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创新是值得关注的议题。政府数字关注作为政府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决策议程以及提升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设计,是否会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分析政府数字关注影响企业数字创新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关注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创新,这一促进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期和成熟型的企业组别中尤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了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且政府数字关注通过增加政府补助、投资和企业研发投入等途径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影响。本文可为充分发挥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效应,激发数字创新活力,进而为实现数字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环境规制会通过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成本和绩效、提升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判断和信贷行业投向三个渠道给重污染企业的融资带来影响，从而产生信贷资源再配置效应。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对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实施确实给重污染企业融资带来了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新环保法没有对企业的成本和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是提升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但这并未对企业融资带来实质性利好，同时新环保法实施显著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业投向进而对重污染企业带来不利影响。这些发现从加强环保执法、强化环境信息披露、增强商业银行环保意识等方面，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完善推动绿色发展的金融政策提供了一些启示和思路。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有助于通过招商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本研究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否有利于更大程度地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空间资源有效配置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2009～2020年智慧城市试点与北京大学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智慧城市设立对地区招商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设立提升了地区吸引外资水平，表现为增加单位企业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相比于非资源依赖型地区，这一效应在资源依赖型地区更显著，同时在地理区位上呈现出向西部倾斜的特征。机制检验显示，智慧城市设立可以通过促进要素实物集聚和虚拟集聚来提升地区招商引资水平，而样本期内实物集聚发挥的作用更大。本文为探索经济新发展理念和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是评估当地市场经济成熟和发展程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地级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市信用体系建设使城市的创业水平提高6%左右。第二,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高城市创业水平。第三,在宗族文化和儒家文化较强的地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的影响更大,呈现出宗族文化和儒家文化对城市信用体系的互补效应。城市信用体系与市场正式制度具有替代作用,市场化水平越低的地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创业效应越大。第四,知识密集型行业和初创企业以及现有企业平均规模小的城市的创业水平受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影响更大。本研究有利于增进对创业影响因素的认知,揭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激发创业活力的经济意义。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已成为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在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中，农业成为市场化改革中相对滞后的产业，而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低则不利于农业现代化。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对农业要素价格扭曲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并进一步利用PVAR模型探讨了城镇化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从农业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的测算结果看，劳动力价格主要呈现负向扭曲，而资本价格主要呈现正向扭曲，两者都呈逐渐减小态势。就地区差异性而言，农业劳动力价格扭曲和农业资本价格扭曲的总体差异都是以地区内差异为主，且总体差异在期末均有所改善。就地区收敛性而言，农业劳动力价格扭曲和农业资本价格扭曲呈现收敛性。(2)从PVAR模型的分析结果看，推动城镇化发展战略将会加剧农业劳动力价格扭曲，推动农业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会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农业创新发展战略将会减小农业资本价格扭曲。

数据跨境流动受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关注,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成为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变量。本文对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的贸易成本效应进行了理论阐释,并基于全球27个国家2014～2017年的经验数据展开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线性假设还是非线性假设,贸易双方实施的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都会显著推动双边贸易成本上升,且数字服务产品替代弹性越小,双边贸易成本对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越敏感;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会通过抬高双边贸易成本进一步对数字贸易进(出)口产生较显著的抑制作用;与进口比较,无论是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出口贸易的直接抑制效应,还是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经由助推双边贸易成本对数字出口贸易的间接抑制效应,均更加显著。本文基于中国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和促进数字贸易出口视角,从经验研究结论中剥离出相关的政策内涵。

在新发展阶段，突破扩大农村消费的瓶颈、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已经成为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政府引导的农村电子商务建设为提振农村居民消费提供了可行的新路径。本文基于2011～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借助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这一准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政府引领的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能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约2.4%；作用渠道分析表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农民收入、破除数字技术使用障碍、降低贸易成本三方面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欠发达和电子商务欠发达的县域政策处理效应更大，说明该政策对农村消费福利的影响具有包容性。因此，应持续加强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在提高农村地区电子商务覆盖率的基础上，完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和相关公共服务，持续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提供持续动力。

本文在离散选择模型中引入状态依存，并利用新方法识别非线性计量模型中的间接影响机制，试图对非发达经济体在追求适度资本开放与保持货币政策自治的同时，更倾向于通过有限灵活性汇率安排实现汇率稳定的现象给出新的经验解释。研究发现：(1)真实状态依存、虚假状态依存、非状态依存因素中的直接影响机制和间接影响机制均能对非发达经济体的汇率稳定倾向作出基于不同视角的解释；(2)经济中存在的扭曲与摩擦是非发达经济体具有较强汇率稳定倾向的重要原因，并且发展中与新兴经济体通过不断累积外汇储备以实现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汇率稳定目标；(3)能够稳定名义汇率水平的有限灵活性汇率制度并不必然具有危机倾向，经典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低估了能够稳定名义汇率水平的汇率安排具有的重塑宏观经济结构、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功能。同时，本文给出了有针对性的启示与政策含义。

空间干预政策的长期效果受限于经济增速趋缓和区域经济分化等结构性困境,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是破解结构性困境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建设韧性城市”纳入国家战略。本文使用《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中的中部六省老工业基地城市的1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倾向得分匹配和分位数倍差方法,分析空间干预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空间干预政策提升了区域经济韧性,并且在改变不同匹配方法、安慰剂检验等各类情形下这一结果都较为稳健。空间干预政策的最终受益主体与预期不一致。韧性较低的地区并没有因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而提升自身的经济韧性,相反地,经济韧性较高的地区该政策效果更明显。产业多样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GDP对处于不同韧性基础分位的地区呈现非对称性影响,特别是对韧性较低的地区构成一定约束。中部地区的经济韧性主要由产业结构决定,但也受限于产业区域竞争力,且产业结构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本文所揭示的先前空间干预政策可能在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方面有所局限的现象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制定、调整区域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城市行政等级和行政边界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通常认为低行政等级城市在与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且行政边界的增加会阻碍区域一体化发展。本文基于1992～2012年区县级的夜间灯光数据,使用DID和SDID模型谨慎评估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对成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重庆直辖促使成都市的灯光亮度显著提高了25.7%,即显著促进了成都经济发展。这一结论经排除干扰政策和更换实证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渠道分析表明,成渝两地合作加强,以及成都对四川省内资源的吸引力和集聚力加强是成都经济实现超额增长的原因。本文研究结论对理顺计划单列市与其所在省省会城市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推动区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金融地理视角，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银企距离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中，提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的假说。据此，本文利用银企距离对北京大学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进行加权，构建企业层面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标，并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相应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具有广泛普惠性、风险可控性和精准匹配性，并且这一正向溢出效应在高市场化程度、高数字技术水平的区域更加显著。本文还发现虽然其他融资渠道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均无法实现完全替代，表明各地政府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溢出效应予以更多关注。本文丰富了微观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为引导传统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政策参考。

本文以撤县设区为例考察了由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型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使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并采用双重差分实证策略。研究发现,撤县设区会显著提高青少年接受高中教育的概率,可能的原因是,撤县设区后政府职能重心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因此会加大财政教育支出,促进教育质量提升,表现为辖区生师比显著降低。异质性分析发现,撤县设区对女性以及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城镇化水平较低和距离市区较远的县的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本文的结论可以为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领域制定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提供参考。

提高劳均农业生产率是保证粮食稳定供给、收敛城乡发展差距的关键。本文基于2003～2020年县域面板数据，使用交叠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新型城镇化政策对县域劳均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新型城镇化政策使当地农业额外增长5.6%，促进了县域劳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第二，新型城镇化政策推动了农村劳动力流出，依靠机械投入替代劳动力投入的作用机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具备农业规模生产条件的平原地区的劳均农业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第三，改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政策无法直接提高劳均农业生产率，但能通过与新型城镇化政策相结合进一步促进劳动力流动，增强了新型城镇化政策效应。研究认为“以人为核心、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政策是促进农业增长、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应进一步通过优化制度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县域为载体推动要素城乡流动，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及城乡融合的加深加固。

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表现。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其鲜明特征和时代价值，2025年底前全岛封关运作更是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大好机遇。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将面临更大风险挑战，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其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经济主权风险、国际投资风险、金融开放风险、数据跨境流动风险、优惠税制安全风险、生态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等。因此，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建设过程中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在明晰开放发展与安全风险防控的辩证关系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加强防范外资安全风险、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促进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精准全面防控税收风险、维护生态和公共卫生安全等举措，加快建立起与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从而在安全风险可控前提下率先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范例。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推论认为，产业结构只有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增长。本文为验证这一推论，利用全球国家和地区面板数据，构建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匹配度指标，研究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关系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发现：一国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越相匹配，人均GDP增长速度越快，且这一经济增长效应在中、低发展水平国家中更为显著；与传统讨论两变量相互影响的交乘项方法相比，本文构建的匹配度指标更能体现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匹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更大；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两者差距为0时是最优匹配点，侧面印证了本文匹配度指标的合理性。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推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将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经验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而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是实现该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改善的关键。本文使用2003～2016年112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显著降低了当地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排放量，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治污效应逐渐增强，这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相应的机制检验表明，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降低了经济增长中的污染物排放量。进一步分析得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移支付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有显著的异质性，文明城市评选可以提高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的治污效应。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减少了煤炭和油气类城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但对冶金和森工类城市没有显著影响；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减少了煤炭、油气和森工类城市的工业烟尘排放量，但对冶金类城市没有显著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央政府应继续有针对性地加快落实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提高创新创业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

协同发展是我国优化城际发展格局的重要方向，而合理进行高铁网络规划对于促进城际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分别构建度数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指标以刻画高铁网络的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并基于2006～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效应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研究发现：全样本下，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均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通达深度的正向作用相对更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东中部地区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的正向作用相较于西部地区更强，且其高铁网络规划应侧重通达深度；大城市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的正向作用相较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更强，且其高铁网络规划应侧重通达深度；经济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是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作用于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机制。

基于本身勤奋程度的异质性，在企业中存在员工劳动供给策略差异，同时其差异程度还会受到企业薪酬制度的激励影响。本文讨论竞争与非竞争机制环境下员工的策略性博弈均衡，研究企业薪酬机制对员工劳动供给均衡策略的影响。由于竞争，有的员工付出超越非竞争环境的努力，称为“内卷”；有的员工则反其道而行之，称为“躺平”。研究发现，竞争环境下的信息不完全性导致的贝叶斯纳什均衡会产生更严重的劳动供给两极分化，即“内卷”和“躺平”现象均大量存在，且员工总福利相对降低。此外，本文从企业角度讨论在总薪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调整激励强度、岗位薪酬差距以及晋升数量最大化员工劳动供给。当晋升比例足够小时，采用绩效机制最优；当晋升比例足够大时，采用锦标赛机制最优；当晋升比例适中时，存在最优的混合机制。本文进而将员工劳动边际产出不变的假设替换为递减，分析时间激励机制和产出激励机制的劳动供给差异。

本文利用2015～2020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A级纳税信用评级企业名单，匹配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基于“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负债”的敏感度框架，详细考察了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后，纳税信用评级高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流动负债的敏感性显著高于评级低的企业，证实了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下，良好的纳税信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的加剧作用。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显著提升了企业短期负债占比，降低了企业长期负债占比，缩短了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此外，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的作用强度取决于企业的长期资金缺口，并且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会影响经营绩效，证实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是“无奈之举”而非“有意为之”。随后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融资约束强、研发强度较大、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上述效应更为凸显。本文强调，纳税信用评级的激励效应对企业存在诸多积极作用，但也使得企业债务期限缩短，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这对于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以小贷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为代表的小微放贷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但高息、不规范经营等问题制约着中小企业营商环境优化进程，对我国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必须将其全面纳入监管，建立系统的、前瞻性的监管体系。本文在分析小微放贷影子银行发展的概况、特点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等方法，论证了影子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剖析了经专项治理后仍需深入解决的体制性和系统性问题。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背景下，小微放贷影子银行治理和监管已经走上新的“赶考”之路，必须适应新环境，有针对性地完善监管体系，正其制度、分类治理、固本培元，实现监管数字化转型，推广使用数字人民币，打造支持创新的金融文化，从而使之成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强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