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擘画了一幅崭新的蓝图，是体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选取我国沪深A股2010～2021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言行不一”的数字化转型对股价的具体影响，并探讨数字化转型“言行不一”的可能成因。研究发现，“言行不一”的数字化转型会使得企业所面临的股价风险显著增加，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地，探究数字化转型“言行不一”的成因，发现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会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言”与“行”之间的差距，且亏损企业样本更为明显。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国有企业“言行不一”的数字化转型行为的容忍度更高。本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种衡量方式——数字化文本词频与数字化技术占比，提供了具象化的连接桥梁，为增强资本市场稳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见解。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本文综合SRCFS模型与模拟退火算法优化投影寻踪模型确定新质生产力三级指标体系核心要素，采用最小离差法组合赋权和灰色新陈代谢预测模型分别对中国2019～2023年、2025～2035年两个时段的新质生产力进行评价与预测，同时使用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聚类法对以上两个时段的新质生产力进行分类和特点分析。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在短期及中长期发展过程中都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但仍存在地区差异；在短期，中国各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可以划分为发达、中等发达及欠发达三类，其中大部分均未达到发达水平；在中长期，中国各省区市的新质生产力将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提高，除少数省区市外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及以上水平。因此，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既要统筹布局整体发力，也要因地制宜协同攻关。

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观出发，本文梳理和评价中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实践历程、发展成效与经验启示。首先，从单一目标到多元协同的转变展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模式之变，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观阐释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动力之源，通过新时代协同推进的战略举措展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创新作为；其次，构建一个包含降碳减污、绿色转型和经济增长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系统，并基于发展目标和投入要素两种视角对整体系统绩效进行分解，真实立体地展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重大成就。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取得显著成效。从发展模式看，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绩效高于降碳减污增长协同绩效，更高于单一增长绩效；从发展目标看，社会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的绩效水平不断提高，绿色转型正逐步内化为两个子系统的自身能力；从生产要素看，水资源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能源生产率持续提高，绿色转型不仅能够提升各要素系统绩效，还能内化系统自身能力；从区域层面看，四大板块在整体绩效及子系统绩效上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异质性，总体绩效水平呈现发散态势。本研究为新发展阶段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事实依据和经验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与渗透的背景下，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是否会引致失业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利用PSM-DID估计方法，从企业层面研究机器人应用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就业，企业应用机器人后，其岗位需求增加约28.85%。机制分析发现，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及增加产出来促进就业。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劳动密集型及东部地区企业，非劳动密集型及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机器人应用的就业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本文还发现机器人应用不存在“挤出效应”，机器人应用并没有显著降低行业内非机器人应用企业的岗位需求。

本文基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安装量数据，研究了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为代表的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层面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不仅在企业层面形成了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而且对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提升作用在外部资本可得性较低的企业、未获得财政补贴的企业、高强度人力资本行业企业更为显著，融资约束缓解因此被证实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关键；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所推动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升最终带来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以及生产效率、市场价值的提升。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激发消费潜能、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作为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农村作为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巨大消费潜力。为了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规模、升级消费结构的效应，本文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农户金融市场参与在数字普惠金融培育农村消费力方面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有效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规模、提升消费品质；农户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受教育水平及工作性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的金融市场参与度，如投资金融市场、缓解信贷约束等途径提升农村消费力。

系统重要性企业集团的发展以及监管问题越来越被关注,本文从企业集团发展的历史、问题和治理三个层面进行探讨。首先,重点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集团发展的政策和历程,重点阐述中国企业集团(异地)子公司的性质及其异地发展的驱动因素;论述中国情景下企业集团的内部市场,包括内部资本市场的利润、税收、债务与盈余管理等,以及新型内部市场的污染和擦边球专利转移等问题。其次,回顾历史上美国1888年以来企业集团40年兴起和20年消亡的发展历程,分析受此影响在学术界形成的研究理论,并且重点综合对比中美企业集团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差异。最后,针对我国企业集团存在的问题,对当前企业集团发展治理的研究方向进行总结,重点探讨内部治理、外部监管及企业集团研究自主知识化等问题。

长期以来，市场分割一直被认为是阻碍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有研究甚至在猜测中国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比国际贸易要高，本文通过对2003～2009年世界各国贸易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及来自增值税统计的省际贸易数据联合分析，从贸易流量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正面的解答。通过使用四种经典的引力模型和空间引力模型，稳健地得到在剔除经济总量和地理距离的影响之后，中国的国内贸易比国际贸易更容易开展的结论。使用空间引力模型还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与国际贸易相比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本文的结论可以视作对中国存在过高国内交易成本说法的一个直接的否定。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国内贸易成本应该还有更大的下降空间，但大幅降低贸易成本、畅通国内贸易仍任重道远。

金融是国民经济血脉，也是国家发展重器。本文从注重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耐心资本出发，理论和实证相结合讨论耐心资本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理论上，耐心资本通过为实体企业提供“长钱”支持，避免企业通过频繁的金融市场操作来维持短期利润表现与股东回报，这是其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逻辑所在。实证方面，利用2009～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证实了耐心资本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起到抑制作用，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内生性讨论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耐心资本主要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感知水平和风险承担水平来发挥作用，将金融化程度分为适度金融化和过度金融化后，耐心资本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证明了耐心资本具有稳定企业盈利波动率的效应。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对耐心资本的定义、特征和作用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也为预防实体企业偏离主营业务、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现实指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并特别指出要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治理体系。全球正经历的“机器换人”的人工智能应用浪潮，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生产和贸易状况。本文利用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核算全球67个国家或地区2002～2018年出口的三元边际，以价格边际度量出口产品质量，并匹配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检验人工智能应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显著提高了出口产品质量，该结果是稳健的。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被解释变量、采用解释变量滞后期、PSM-DID、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安慰剂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究其机制，发现人工智能应用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劳动生产率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提高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需要以较高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和创新技术关注度为支撑。本文的分析可为发展人工智能、建设贸易强国提供有益参考。

厘清农业绿色增长的来源是探索其低碳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前提与基础。基于对现有增长核算理论的拓展，本文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估算农业部门的能源与环境要素足迹并纳入全要素生产率（TFP）核算框架。首先聚焦资源与环境要素的“隐含”足迹测算，将其作为资源利用与环境排放“直接”数量的合理替代；其次利用全球43个主要经济体农业部门数据构建生产前沿面，改进边界调整测度模型和全局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解模型，不仅能观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增长水平，也可按照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的不同来源，实现投入/产出变量对GTFP变化贡献的立体分解与全面识别。结果显示，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途径为推动农业能源利用（足迹）技术的创新与农业用地效率的提升。从区域视角，发达经济体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驱动，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依靠效率提升驱动。时间维度上，农业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效率提升促进了早期的生产率提高，中期的生产率提升主要依靠技术创新的正面影响；近期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农业部门效率提升与技术创新的“取长补短”应成为领先群组与落后群组相互学习的“新常态”；对于中国而言，能源利用、碳排放及污染物足迹，以及农业用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是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后期应当重点提高农业部门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能力，切实发挥绿色技术对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引擎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劳动者身体健康问题，从工业机器人应用的视角，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并进行一系列机制检验及异质性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有效改善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工作环境改善及工作性质改变正向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但同时通过收入下降及工作时长增加负面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异质性分析发现，户籍因素能够影响常规型工作从事者本应通过工业机器人应用获得的身体健康效应。此外，本文还发现户籍制度改革是提高农业户口劳动者健康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距的重要策略。

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坚实基础,对提升我国政府治理能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2009～2019年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一体化平台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可提升城市GDP和全要素生产率约2.8%和1.8个百分点,且这一正向效应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资本快速流动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是一体化平台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内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一体化平台在市场分割程度较强、地理坡度较大、人口集聚程度和公共数据开放程度较高地区具有更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一体化平台能有效缩小省内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助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研究对于如何深化理解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数字政府建设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有效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是微观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沃土”，理应发挥出促投资的积极作用。本文选取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税收“放管服”改革作为政策冲击，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对企业有效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扩大投资，并通过减少管理层寻租行为来提高投资效率；其促投资效应在税收征管力度强、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大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加突出；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文从促进税收法治化、服务现代化、征管信息化三个方面提出深化税收“放管服”改革的政策建议，强调重视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的促投资效应，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面对老年人口基数增大、老龄化速度加快并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的紧迫现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本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构建了关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与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理论模型，并以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有助于促进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于中等社会保障水平地区、中年家庭以及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既能减轻短期风险冲击，也能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调整生计策略来培育农村家庭的长期发展能力，从而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优化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内容。信息披露不仅是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与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保障，也能够对公司经营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本文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2015～2021年发布的《行业信息披露指引》构建行业信息披露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行业信息披露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信息披露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且在市场竞争较强环境下对管理层经验较少的企业的金融化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发现，行业信息披露通过学习模仿效应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信息披露促进了实业投资，提升了投资效率，帮助企业“脱虚向实”，表明行业信息披露对公司经营起到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行业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还探索了行业信息披露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机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深化行业信息披露监管提供了决策参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其ESG表现和社会责任履行对于促进经济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大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实证检验国有资本持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资本持股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ESG表现。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信息环境来促进民营企业ESG表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民营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较大时，国有资本持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当民营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压力较大时，国有资本持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较弱；在非国有经济发展较滞后的地区，国有资本持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较强。本文从ESG表现视角，揭示了国有资本在促进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反映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推动经济全面绿色转型的重大意义。

在推进有效的政府治理、深化财税改革的背景下，本文运用了双重差分方法，基于地方政府欠款清理工作专项督导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了政府清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清欠可以缓解企业的流动性约束，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意愿，优化融资环境，提高创新项目的估值。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在创新注意力较高的企业和新兴产业更为显著。进一步地，本文运用分位数控制法评估了不同地区政府清欠对于企业创新的处理效应，发现该处理效应在北京、湖北等地区更为明显。本文对于政府清欠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的研究，对全面提升企业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财政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县域创业活动能够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推动乡村经济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型，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本文将耗散结构理论拓展应用到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范式中，运用跨学科的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县域创业活动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底层逻辑，并采用2011～2020年中国2045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县域创业活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县域创业活动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促进资本集聚、推动技术创新等途径吸引信息、物质等负熵流进入乡村产业振兴系统，促进系统形成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异质性检验表明，县域创业活动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地区和非电子商务示范县发挥得更加充分。因此，建议各级政府结合当地要素禀赋条件发展县域创业活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系统形成耗散结构，促进乡村产业兴旺。

合作创新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重要路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是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影响。与通常认为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会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不同，理论分析发现，现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通过改变研发项目的独立创新和合作创新成本进而影响企业选择采用独立创新方式或者采用合作创新方式完成研发项目能够获得的预期收益的相对大小，企业可能更倾向于从事独立创新活动。利用中国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行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独立发明专利申请量，显著降低了高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的联合发明专利申请量，显著抑制了企业从事合作创新活动。为此，建议提高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通过提高合作创新活动激励使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目标。

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切入点,聚焦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具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逻辑机制;其次,将“宽带中国”实施方案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的外生冲击代理变量,结合中国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偏向型技术进步显著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具体表现为降低服务业与工业产值比的增长率。机制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工业部门具有更高资本产出弹性的研究假设,并间接证实了数字基础设施在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不仅为深入理解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全面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奠定了经验基础。

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讨了灵活就业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灵活就业总体上有助于降低总体收入不平等、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其降低不平等的效应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且灵活就业对全国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灵活就业提升了农村地区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显著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分化,同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后发现,农村地区收入改善主要归因于劳动者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升高。并且,灵活就业对中低收入者、男性、农村高技能劳动者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为理解新型就业形态的收入调节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政府应针对城市和农村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在农村,政府需推动平台经济与农村产业融合,扩大灵活就业机会;在城市,政府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制度壁垒,进而缩小收入差距,加快共同富裕进程。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中主要的能源消耗者和排污者,其环境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为有效解决企业环境信息粉饰行为的潜在问题,本文考察了投服中心试点建设对企业环境信息粉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试点建设通过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和提升企业环保意识,显著抑制企业环境信息粉饰行为,独立董事比例低、融资约束较高、行业竞争激烈、未来预期悲观、媒体监督较弱以及投资者信息识别能力差的企业尤为显著。然而,企业管理层短视主义的加剧,会极大削弱甚至完全抵消投服中心试点建设的效果,导致企业的环境信息粉饰行为更加严重。本文的分析为形成市场自我约束与监管权威相辅相成的良好生态、构建绿色中国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已成为政策重点,而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其日益激烈的竞争行为对企业杠杆调整速度的影响尤为关键。本文基于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聚类分布视角刻画了企业所面临的银行竞争水平,并实证检验了其对企业杠杆调整速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竞争加剧显著减缓了企业杠杆调整速度,特别是融资不足的企业。此外,去杠杆政策通过商业银行竞争路径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负面影响。机制检验支持了信息假说观点,即银行竞争加剧使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趋紧,从而增加了杠杆调整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银行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企业的信息成本对杠杆调整速度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文本信息操纵和盈余管理方面。而国有企业由于在银企信贷过程中的潜在信用优势,相较于民营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本文的研究不仅为商业银行竞争加剧背景下的银企信贷行为及其对杠杆调整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优化我国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提升银企信贷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就业问题是民生工程中的重要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本文以2003～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多时点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科技金融政策对劳动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显著扩大了就业规模。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科技金融政策通过优化企业的创新链、资金链及信息链等渠道扩大了就业规模。进一步检验发现，科技金融政策不仅扩大了就业规模，还促进了就业结构升级，且该效应主要集中体现在融资成本较高的民营企业，验证了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异质性分析发现，科技金融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对于资本密集型企业、融资约束较高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位于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从实体经济角度出发，本文拓展了科技金融政策对劳动就业的效果及影响机制研究，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参考。

支持农民创业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贯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有益举措。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运用Probⅰt模型实证分析了在微观家庭层面财政金融协同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金融协同会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创业的概率。机制分析表明,财政金融协同可以通过增加农民社会资本以及提高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从而激励农村家庭创业。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金融协同对主观生活幸福感较高的农村家庭、经济实力相对薄弱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较高地区的农村家庭的促创业效应更强。本文通过考察财政金融协同促进农村家庭创业效果以期为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政策体系提供启示。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解决中国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大型水利设施,为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精准识别了各县的地理位置,并将其与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进行匹配,构造了2008～2021年的面板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断点回归方法考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通对沿线两侧地区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通显著促进了干渠东侧平原地区的农业发展,其农业生产率较西侧地区高出了2.2个百分点,且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农业中,而在第二、三产业中则不太明显。在农业产品产出上,中线工程通水对粮油作物的产出影响更为突出。在影响机制上,中线工程开通对干渠东侧地区带来的农业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影响农业资本投入和农业劳动力来实现。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下,分析参与国内垂直专业化分工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于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数据,探索其所在地区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和国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各地区参与国内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而各地区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对其技术创新起到阻碍效果。其次,工业增加值比例越高的地区,越有可能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低端位置,从而难以向“微笑的曲线”两端攀升。此外,无论是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创新的抑制效应,还是参与国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创新的促进效应,都会随着FDI占比的提高而有所增强。最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内分工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科学技术活动两条渠道对科技创新能力产生影响。本文结论可为我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和理论支撑。

企业的有效投资关乎资本市场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商帮文化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商帮文化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升企业声誉及缓解融资约束是商帮文化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商帮文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隐性治理效应，其他非正式制度对商帮文化的影响有交互作用，且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在股权集中、营收效益较好的企业更为明显。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发现商帮文化对于成长期企业的投资效率提升更具促进作用。商帮文化不会诱发“圈子”的排他效应，相反，有助于降低供应商（客户）集中程度，并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本文创新性地探讨了商帮文化这一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驱动因素，为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构建中国特色企业治理体系提供了相关非正式制度方面的依据。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高素质劳动者逐渐成为区域竞争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这一背景下，各城市纷纷出台人才引进政策为区域经济发展“招贤纳士”，这是否会影响微观企业的发展决策有待检验。本文基于中国城市层面的人才引进政策，运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城市在“招贤纳士”满足经济转型升级的高素质劳动者需求时，会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研究发现，城市“招贤纳士”能够起到刺激域内企业投资的作用，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水平。机制检验发现，城市“招贤纳士”主要通过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两个渠道刺激企业投资。异质性检验发现，地方人才政策强度越大，出台的发展型政策的促进效应会更为明显。此外，城市“招贤纳士”对企业投资的刺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教育资源更为丰富的地区和非一线城市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招贤纳士”在提高企业投资支出的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具体表现为企业的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此外，城市“招贤纳士”有助于促使企业更专注实体发展，抑制其“脱实向虚”。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地方人才竞争与企业发展的内在机理，能够为新时代下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量，其潜在的风险效应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基于重污染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视角，结合2007～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政策冲击，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风险效应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在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下重污染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情况显著加剧，其背后的形成机制是，在绿色信贷政策的规制压力之下，银行信贷供给意愿降低，同时企业环境投资需求增加，重污染企业转而进行短期债务融资以滚动支持其环境项目投资，使得投融资期限错配。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约束下的投融资期限错配将显著加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经营风险与破产风险，而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现金储备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均能有效缓解上述问题。本文揭示了绿色金融可能存在的非预期风险效应，并就如何化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科技金融作为连接科技与金融的桥梁，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各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水平，并综合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机器学习法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机制方面，科技金融政策通过培育科技企业和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第一批试点省份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效果显著强于第二批试点省份。同时，科技金融政策在信息化水平较高、科技人才集聚水平较高及金融监管宽松的地区产生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科技金融政策不仅对本地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产生直接影响，还对邻近省份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和优化科技金融政策，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用于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启示。

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以及老年人口中女性比例相对增加，老龄女性对经济支持的需求逐渐增加。本文通过精算模型构建和数据模拟，考察渐进式延迟退休对我国养老保险待遇性别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自发性的延迟退休并不能缩小我国养老保险待遇性别差距，而是需要政策干预。当前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有助于逐步缩小男职工与女工人之间的养老金差距，但男职工与女干部之间的养老金差距扩大。本文设计了八个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建议在2025年1月1日施行的延迟退休政策全面实施后，逐步推进新方案。其中，先以每4年延迟1岁的速度将女性退休年龄延迟至60岁，再以每6年延迟1岁的速度将男性和女性退休年龄均延迟至65岁的方案，对缩小男女养老保险待遇性别差距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养老保险待遇性别差距也受到职工收入水平和工资增长率的影响。为缩小我国养老保险待遇性别差距，应该实施男女不同步、先延迟女性退休年龄再延迟男性退休年龄，且男女性退休年龄均延迟至65岁退休的延迟退休方案，同时还应改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待遇，为女性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

我国企业法务体系发展起步较晚，社会律师的法律服务长期以来都是依法治企的重要助力。本文梳理了律师服务嵌入企业法务体系的典型事实，并利用律师事务所的地理分布衡量律师服务供给水平，分析律师服务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研究结果显示，律师服务供给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律师服务供给水平越高，企业的专利产出水平越高；律师服务供给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数量层面，对高质量的发明专利也有显著提升作用，并且这种效应对CEO具有生产研发背景的企业、高科技行业企业和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更强。进一步地，本文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律师服务通过增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效果，规避事前的侵权风险，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同时，律师服务供给水平提升在促进企业创新的同时，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的市场价值转化效率。本研究丰富了法与经济的相关文献，对我国的律师队伍建设和企业推动依法治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矫正有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均衡发展，并释放人口红利，在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强化背景下，考察其对城市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具有重要政策价值。本文先从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活动渠道出发，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作用机制，接着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增加能够显著矫正劳动力价格扭曲，且上述抑制作用主要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和激发创新活动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增加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对南方地区城市、行政等级较低城市和劳动力价格扭曲较高城市的劳动力价格扭曲有更大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增加能够矫正企业劳动力价格扭曲，且上述抑制作用同样通过加速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和激发企业创新活动渠道实现。本文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拓展了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因素研究，有助于从营商环境角度思考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问题，为矫正劳动力价格扭曲，释放劳动力市场活力提供参考。

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是深化基层治理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利用四川省县域面板数据，将“合乡并镇”改革视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对县域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合乡并镇”改革能够在短期显著推动工业化进程，表现为房地产投资增长、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增加及工业增加值提升，但未能有效提升县域农业产出；第二，机制分析揭示，财政分权激励强化了地方政府的“重工轻农”倾向，工业化未能有效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土地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反而因要素错配而抑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存在显著的地形差异，平原和丘陵地区农业产出呈现显著负向效应，而山地高原地区不显著；第四，政策执行力度是决定效应作用方向的关键，严格按标准执行的“达标县”实现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非达标县”则呈现显著负向效应。本研究揭示了政策执行机制的核心作用，为优化基层治理体系、协调城乡工农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学理依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