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融合化对于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提升及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产业融合化成本效应理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作用模式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服务业和国外服务业与中国制造业的融合有效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提升,而国内服务业的融入对制造业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生了“产业融合悖论”现象,这与制造业现有优势产业较为低端以及国内服务业与国外市场的衔接匹配度不足等因素有关。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内产业融合化能够降低制造业的平均成本并提升其平均利润,而技术差距以及所处产业链位置等因素则不利于制造业部门在与国内服务业部门融合进程中受益,总效应取决于“成本效应”与“质量效应”的共同影响。应深入推进我国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业要素自由流动与配置结构优化以提高服务产品质量,从根本上促使中国制造业将国内服务业作为其产业融合化的优先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本文在全面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议题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报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历次五年规(计)划,围绕“为什么做、怎么做、做了什么、未来如何做”四个问题展开。全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举措,遵循“让数据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维度选取22个指标,结合非平衡面板数据量化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与重大成就。历史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大同文明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打破了现代化只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神话。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是信守承诺的,对发展是锐意进取的,对政策是延续不断的,对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对世界是命运与共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自己国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系统观念一以贯之。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全国人民所需和世界发展之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成功。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内容,对于加快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片区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营商环境的视角,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制度型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代表的制度型开放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表明,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检验发现,制度型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规模更大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推进技术效率提升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结论为中国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进而加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金融发展则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该基准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值尚未突破拐点,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是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倒“U”形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不同环保属性企业、民营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中倒“U”形关系显著,但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影响更大,而对国有企业影响甚微,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仅存在正向线性影响。这些独特的经验发现为今后绿色金融的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核心价值更多的是以无形、数字化、难以货币化计量的资产存在。企业大量的数字资产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将手机App活跃用户行为数据作为数字资产,收集了国内排名前2000名的手机App应用中活跃用户数、App启动次数、App使用时长等相关用户行为数据,从数字资产作为公司管理层的私有信息理论出发,对数字资产与企业季度营业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App启动次数和使用时长同期季度增长率与同期的季度营业收入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说明了数字资产与企业核心财务指标之间关系的适当性;进一步,App启动次数和使用时长同期季度增长率能够预测从t+1到t+3期的季度营业收入,说明数字资产作为私有信息的盈余预测性。此外,本文从互联网业务依赖度、信息透明度、App付费与免费的对比以及品牌声誉的对比角度对上述结果进一步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数字资产在价值投资领域的重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2010～2019年的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行政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对国有企业融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对提升国有企业融资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减少行政干预、抑制内部人控制是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改革提升国有企业融资效率的重要机制;区分所有权结构后,上述促进作用在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区分行业竞争程度后,上述促进作用在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丰富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的经济后果研究以及国有企业融资治理研究,为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和完善相关制度提供了现实启示。

如何从政策层面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创新是值得关注的议题。政府数字关注作为政府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决策议程以及提升数字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设计,是否会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分析政府数字关注影响企业数字创新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0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关注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创新,这一促进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期和成熟型的企业组别中尤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了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且政府数字关注通过增加政府补助、投资和企业研发投入等途径对企业数字创新产生影响。本文可为充分发挥政府数字关注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效应,激发数字创新活力,进而为实现数字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以数字化来推动资本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中关村海淀科技园企业数据集,运用多期DID模型,从企业资本跨地区流动的视角,实证研究数字技术应用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资本跨区域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加深而增强,说明数字化有助于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代理成本以及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和制造业,数字化的推动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服务业更为明显,同时,较好的营商环境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本文为更好地发挥数字化在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乡村振兴需要数字技术提供引擎和发展动力。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融入中国农村的重要形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如何？本文采用2012～2018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淘宝村出现的时空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级市内有无淘宝村”“地级市内淘宝村数量”均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对于一个淘宝村数量处于平均数（18个）的地级市来说，其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比没有淘宝村的地级市高642元，相当于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5%；此外，淘宝村使得农民消费支出提高315元，相当于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2.4%，有利于推动经济内循环。异质性分析发现，淘宝村对初始农业生产率低、城镇潜在市场大的地区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淘宝村的增收效应主要源于对创业的拉动作用。本文结论表明农村电商可以激发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需要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历经了四个阶段。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价值取向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服务中国实践为基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传承前人学说和坚持各门经济学科的融会协调;提高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学术水平需要解决好学术概念、经济原理、历史知识、文献整理和学术争鸣等问题;提高中国经济学学科的话语权,应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基点,在内容、方式和传导上发力。

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可避免且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愈发重要的背景下，急需厘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省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及CFPS数据，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明显抑制居民家庭消费，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降低家庭收入、造成收入的不确定性、延迟消费决策以及收紧流动性约束来降低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冲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程度较低以及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基础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但对享受型消费和整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实施精确的刺激消费政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

互联网发展改变了投资者信息搜寻方式与成本,但学界目前对互联网搜索是否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一直尚未展开深入讨论。本文利用2006～2019年百度指数作为互联网搜索的代理变量,采用各国(地区)的知名明星数量作为互联网搜索的工具变量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中国经济主体互联网搜索行为对OFDI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主体对一国(地区)互联网搜索量每增加1%,中国对其开展的OFDI规模平均增加0.387%。互联网搜索对OFDI的促进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高收入国家样本、未与中国签订投资协定国家样本以及2011～2016年样本中表现更为突出。互联网搜索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具有长期效应,这种长期效应体现在投资后1～2年。从作用机制来看,互联网搜索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非降低投资者感知不确定性来影响中国OFDI。此外,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对外交流方式,互联网搜索对国际移民网络具有替代作用,但其替代效应只在短期移民网络中存在。本文结论表明中国要坚定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网络基础设施要求,重视大数据等无形资产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以建设高质量的数字信息平台为基础,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便捷的互联网搜索渠道,有效促进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是评估当地市场经济成熟和发展程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地级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市信用体系建设使城市的创业水平提高6%左右。第二,城市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改善营商环境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高城市创业水平。第三,在宗族文化和儒家文化较强的地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的影响更大,呈现出宗族文化和儒家文化对城市信用体系的互补效应。城市信用体系与市场正式制度具有替代作用,市场化水平越低的地区,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创业效应越大。第四,知识密集型行业和初创企业以及现有企业平均规模小的城市的创业水平受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的影响更大。本研究有利于增进对创业影响因素的认知,揭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激发创业活力的经济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和履行社会责任均基于共享理念,二者在“共同富裕”的理论框架下具有一致性,但是目前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相对缺乏。本文基于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上市公司强制披露的参与精准扶贫的信息衡量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情况,对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对精准扶贫的参与程度更深。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无政治关联企业、位于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后,其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更深。潜在机制分析表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会通过共同富裕机制、声誉机制和长期利益机制促进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数据跨境流动受到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关注,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成为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变量。本文对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的贸易成本效应进行了理论阐释,并基于全球27个国家2014～2017年的经验数据展开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线性假设还是非线性假设,贸易双方实施的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都会显著推动双边贸易成本上升,且数字服务产品替代弹性越小,双边贸易成本对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越敏感;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会通过抬高双边贸易成本进一步对数字贸易进(出)口产生较显著的抑制作用;与进口比较,无论是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对数字出口贸易的直接抑制效应,还是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政策经由助推双边贸易成本对数字出口贸易的间接抑制效应,均更加显著。本文基于中国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和促进数字贸易出口视角,从经验研究结论中剥离出相关的政策内涵。

伴随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愈加紧密,一国宏观经济波动受到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对此,本文探讨了两个全球金融周期驱动因素——中心国家货币政策和全球风险冲击对全球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并重点对两个因素各自发挥主导作用的时期进行了识别。基于面板局部投影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心国家货币政策维持不变的时期,全球风险冲击将发挥驱动全球金融周期的主导作用,加剧全球宏观经济波动;而在中心国家货币政策进行调整的时期,中心国家货币政策将占据主导地位,此时全球风险冲击不再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全球风险冲击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对发达经济体产生影响,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贸易、汇率和金融渠道都发挥了传导作用。

党的二十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土地作为财富之母,强化其制度创新,理论上可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土地制度支撑。然而,现行土地产权的相对封闭却阻隔了以农地为依托的产业共富之路、以林地为依托的生态共富之路和以宅基地为依托的城乡共富之路。借此,未来需以提高土地产权开放性为突破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的系统变革,促进农地由发展宝地向创业福地、林地由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宅基地由宜居宜家向宜业宜游的有机转化,进而推动农村土地从“沉睡”资源到“流动”资产的价值跃升。其中,农地制度改革可推动农地家庭承包方式由“均田承包”向“均权承包”转变,农地产权行使范围从农业领域向涉农领域拓展,农地利用从耕者有其田到善耕者享其田转变;林地制度改革可推动林地产权行使范围从林业领域向涉林领域拓展,林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从村集体内部优先向村外林业经营主体允许转变,林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从村集体优先向乡镇集体统筹转变,林木资源生态价值的实现方式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宅基地制度可推动宅基地产权行使范围从民用居住向商业开发拓展,农房配置从农民有其屋向居者享其屋转变,宅基地收益共享机制从无到有转变。

环境规制会通过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成本和绩效、提升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判断和信贷行业投向三个渠道给重污染企业的融资带来影响，从而产生信贷资源再配置效应。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对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实施确实给重污染企业融资带来了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新环保法没有对企业的成本和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是提升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但这并未对企业融资带来实质性利好，同时新环保法实施显著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业投向进而对重污染企业带来不利影响。这些发现从加强环保执法、强化环境信息披露、增强商业银行环保意识等方面，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完善推动绿色发展的金融政策提供了一些启示和思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随着传统经济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变迁,以规模经济和规模化产品为特征的大众市场加速向以范围经济和个性化产品为特征的长尾市场转型升级,经济社会的市场分工网络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本文运用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与数值模拟方法,揭示了大众主体型市场向长尾主体型市场演进的内在机理,并系统分析了这一市场结构变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研究发现,市场综合交易效率的充分改进,驱动大众市场向混合型市场和长尾市场转型升级,产品或服务综合学习成本不断提高,也会逼迫长尾市场取代大众市场成为均衡市场模式,尤其当综合学习成本过高时,将极大降低市场演进的市场综合交易效率门槛条件,乃至长尾市场成为唯一的均衡模式;大众市场向长尾市场的转化升级过程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市场创新能力、扩张产品多样化程度与消费需求规模、提升人均真实收入水平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本文不仅提供了理解长尾市场形成及市场结构转型的新理论视角,而且对推动数字经济时代长尾市场和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

空间干预政策的长期效果受限于经济增速趋缓和区域经济分化等结构性困境,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是破解结构性困境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建设韧性城市”纳入国家战略。本文使用《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中的中部六省老工业基地城市的1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倾向得分匹配和分位数倍差方法,分析空间干预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没有充分证据表明空间干预政策提升了区域经济韧性,并且在改变不同匹配方法、安慰剂检验等各类情形下这一结果都较为稳健。空间干预政策的最终受益主体与预期不一致。韧性较低的地区并没有因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而提升自身的经济韧性,相反地,经济韧性较高的地区该政策效果更明显。产业多样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GDP对处于不同韧性基础分位的地区呈现非对称性影响,特别是对韧性较低的地区构成一定约束。中部地区的经济韧性主要由产业结构决定,但也受限于产业区域竞争力,且产业结构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本文所揭示的先前空间干预政策可能在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方面有所局限的现象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制定、调整区域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城市行政等级和行政边界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通常认为低行政等级城市在与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且行政边界的增加会阻碍区域一体化发展。本文基于1992～2012年区县级的夜间灯光数据,使用DID和SDID模型谨慎评估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对成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重庆直辖促使成都市的灯光亮度显著提高了25.7%,即显著促进了成都经济发展。这一结论经排除干扰政策和更换实证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渠道分析表明,成渝两地合作加强,以及成都对四川省内资源的吸引力和集聚力加强是成都经济实现超额增长的原因。本文研究结论对理顺计划单列市与其所在省省会城市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推动区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本文以撤县设区为例考察了由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型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使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并采用双重差分实证策略。研究发现,撤县设区会显著提高青少年接受高中教育的概率,可能的原因是,撤县设区后政府职能重心从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因此会加大财政教育支出,促进教育质量提升,表现为辖区生师比显著降低。异质性分析发现,撤县设区对女性以及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城镇化水平较低和距离市区较远的县的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本文的结论可以为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领域制定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提供参考。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已成为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在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中，农业成为市场化改革中相对滞后的产业，而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低则不利于农业现代化。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对农业要素价格扭曲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并进一步利用PVAR模型探讨了城镇化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从农业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的测算结果看，劳动力价格主要呈现负向扭曲，而资本价格主要呈现正向扭曲，两者都呈逐渐减小态势。就地区差异性而言，农业劳动力价格扭曲和农业资本价格扭曲的总体差异都是以地区内差异为主，且总体差异在期末均有所改善。就地区收敛性而言，农业劳动力价格扭曲和农业资本价格扭曲呈现收敛性。(2)从PVAR模型的分析结果看，推动城镇化发展战略将会加剧农业劳动力价格扭曲，推动农业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会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农业创新发展战略将会减小农业资本价格扭曲。

本文在离散选择模型中引入状态依存，并利用新方法识别非线性计量模型中的间接影响机制，试图对非发达经济体在追求适度资本开放与保持货币政策自治的同时，更倾向于通过有限灵活性汇率安排实现汇率稳定的现象给出新的经验解释。研究发现：(1)真实状态依存、虚假状态依存、非状态依存因素中的直接影响机制和间接影响机制均能对非发达经济体的汇率稳定倾向作出基于不同视角的解释；(2)经济中存在的扭曲与摩擦是非发达经济体具有较强汇率稳定倾向的重要原因，并且发展中与新兴经济体通过不断累积外汇储备以实现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汇率稳定目标；(3)能够稳定名义汇率水平的有限灵活性汇率制度并不必然具有危机倾向，经典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低估了能够稳定名义汇率水平的汇率安排具有的重塑宏观经济结构、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功能。同时，本文给出了有针对性的启示与政策含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而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是实现该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改善的关键。本文使用2003～2016年112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显著降低了当地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排放量，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治污效应逐渐增强，这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相应的机制检验表明，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主要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降低了经济增长中的污染物排放量。进一步分析得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移支付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有显著的异质性，文明城市评选可以提高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的治污效应。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减少了煤炭和油气类城市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但对冶金和森工类城市没有显著影响；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政策减少了煤炭、油气和森工类城市的工业烟尘排放量，但对冶金类城市没有显著影响。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中央政府应继续有针对性地加快落实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提高创新创业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推论认为，产业结构只有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增长。本文为验证这一推论，利用全球国家和地区面板数据，构建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匹配度指标，研究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关系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发现：一国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越相匹配，人均GDP增长速度越快，且这一经济增长效应在中、低发展水平国家中更为显著；与传统讨论两变量相互影响的交乘项方法相比，本文构建的匹配度指标更能体现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匹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更大；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两者差距为0时是最优匹配点，侧面印证了本文匹配度指标的合理性。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推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将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经验依据。

基于本身勤奋程度的异质性，在企业中存在员工劳动供给策略差异，同时其差异程度还会受到企业薪酬制度的激励影响。本文讨论竞争与非竞争机制环境下员工的策略性博弈均衡，研究企业薪酬机制对员工劳动供给均衡策略的影响。由于竞争，有的员工付出超越非竞争环境的努力，称为“内卷”；有的员工则反其道而行之，称为“躺平”。研究发现，竞争环境下的信息不完全性导致的贝叶斯纳什均衡会产生更严重的劳动供给两极分化，即“内卷”和“躺平”现象均大量存在，且员工总福利相对降低。此外，本文从企业角度讨论在总薪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调整激励强度、岗位薪酬差距以及晋升数量最大化员工劳动供给。当晋升比例足够小时，采用绩效机制最优；当晋升比例足够大时，采用锦标赛机制最优；当晋升比例适中时，存在最优的混合机制。本文进而将员工劳动边际产出不变的假设替换为递减，分析时间激励机制和产出激励机制的劳动供给差异。

本文利用2015～2020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A级纳税信用评级企业名单，匹配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基于“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负债”的敏感度框架，详细考察了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后，纳税信用评级高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流动负债的敏感性显著高于评级低的企业，证实了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下，良好的纳税信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的加剧作用。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显著提升了企业短期负债占比，降低了企业长期负债占比，缩短了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此外，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的作用强度取决于企业的长期资金缺口，并且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会影响经营绩效，证实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是“无奈之举”而非“有意为之”。随后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融资约束强、研发强度较大、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上述效应更为凸显。本文强调，纳税信用评级的激励效应对企业存在诸多积极作用，但也使得企业债务期限缩短，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这对于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以小贷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为代表的小微放贷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但高息、不规范经营等问题制约着中小企业营商环境优化进程，对我国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必须将其全面纳入监管，建立系统的、前瞻性的监管体系。本文在分析小微放贷影子银行发展的概况、特点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等方法，论证了影子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剖析了经专项治理后仍需深入解决的体制性和系统性问题。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背景下，小微放贷影子银行治理和监管已经走上新的“赶考”之路，必须适应新环境，有针对性地完善监管体系，正其制度、分类治理、固本培元，实现监管数字化转型，推广使用数字人民币，打造支持创新的金融文化，从而使之成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强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