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深入剖析地缘政治、贸易冲突与全球价值链（GVC）重构的内在关联，在地缘政治和贸易冲突的双重视角下考察GVC重构的底层逻辑与演化方向，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制度性冲突已深度嵌入GVC，诸边联合博弈左右GVC重构进程和方向，GVC重构经由投入产出关联放大贸易冲突和大国博弈的负面影响。其次，利益分配失衡加剧GVC选择性“脱钩”“制造业回流”推动贸易和投资规则重组、贸易动力模式进入新旧转换通道成为GVC重构的驱动因素，促使GVC开始重构，而地缘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目标、技术性贸易摩擦常态化、公平贸易与价值观贸易盛行则成为GVC加速重构的催化剂。未来，主动需求协同被动应对推动GVC重构愈加泛化、全球价值链非市场变化凸显主权化趋向、自主创新成为GVC攀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最后，中国应贯彻落实创新立国战略，通过超大国内市场规模加快推动本土核心技术创新，坚持以市场吸引“逆向创新”，加强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体系顶层设计，利用好进出口两面市场，与主流国家加强交流。本文扩展了从外部动力视角探究GVC重构的研究内涵，对贸易高质量发展和破解“低端锁定”困境具有政策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本文在全面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心议题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党代会报告、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历次五年规(计)划,围绕“为什么做、怎么做、做了什么、未来如何做”四个问题展开。全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发展历程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举措,遵循“让数据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则,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维度选取22个指标,结合非平衡面板数据量化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与重大成就。历史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大同文明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打破了现代化只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神话。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是信守承诺的,对发展是锐意进取的,对政策是延续不断的,对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对世界是命运与共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从自己国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系统观念一以贯之。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全国人民所需和世界发展之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成功。

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工具和第一生产力的“元生产力”，正逐步成长为新的生产力引擎，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鉴于此，本文在厘清新一代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历程及内涵特征基础上，探究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运行机理和实践路径。具体而言，理论方面，系统分析了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过技术创新驱动机制、人力资本高级化机制和资本结构优化机制助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机理；实践方面，从宏观层面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三大战略引导，中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市场需求”、“政府引导+市场调节”、“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和“政府保障+市场评估”四项政策驱动，微观层面的数智人才、自主创新、资本赋能、智能产业和智实融合五措并举三个维度，提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为我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产业融合化对于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提升及其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产业融合化成本效应理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作用模式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整体服务业和国外服务业与中国制造业的融合有效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提升,而国内服务业的融入对制造业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生了“产业融合悖论”现象,这与制造业现有优势产业较为低端以及国内服务业与国外市场的衔接匹配度不足等因素有关。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内产业融合化能够降低制造业的平均成本并提升其平均利润,而技术差距以及所处产业链位置等因素则不利于制造业部门在与国内服务业部门融合进程中受益,总效应取决于“成本效应”与“质量效应”的共同影响。应深入推进我国服务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业要素自由流动与配置结构优化以提高服务产品质量,从根本上促使中国制造业将国内服务业作为其产业融合化的优先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还有12年时间需要完成基本建立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个既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提出,以及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指示,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论述,对建构中国经济学理论与话语体系有着重要学术指导意义。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性在于,一方面具备揭示发展中国家后发经济实力赶超的经济增长一般性规律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归宿的经济学中国学派,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高度协同。“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从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个层面,锚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多维度构建,体现了对经济问题的导向意识、人本关怀与意识形态的制度特性、经济发展在空间与时间维度的可持续理念,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全面性保障。

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可避免且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愈发重要的背景下，急需厘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中国省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及CFPS数据，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明显抑制居民家庭消费，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降低家庭收入、造成收入的不确定性、延迟消费决策以及收紧流动性约束来降低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冲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程度较低以及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基础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但对享受型消费和整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政府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实施精确的刺激消费政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

本文聚焦新时代十年的中国创新发展,从理论渊源、理论解释和现实依据三个方面深入阐明新时代十年中国坚持创新发展的基本逻辑,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创新发展的战略举措系统梳理新时代十年创新发展的实践历程,基于客观翔实的数据真实立体展现新时代十年中国创新发展的重大成就,并结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部署展望新征程上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可行路径。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下,中国围绕人才资源、自主创新、基础研究、新兴产业、创新高地、科技成果转化和体制机制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创新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新时代十年,中国的创新投入持续增加,创新产出显著增长,创新环境日趋完善,创新效率不断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明显上升,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创新高地加速崛起,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全球创新版图的地位不断提升,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迈出重要步伐。面向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任务,中国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加快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推动研发和品牌两端发力、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和创新高地建设、推进科技对外开放,为新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本文测度中国长期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动趋势,并探讨其背后的成因。基于CHIP与CHNS数据,使用多种测度方法得出我国1960～1990年出生子代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变动趋势的一致性结论,并通过Blanden分解法和反事实分析法,从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探讨我国代际收入流动变动的原因。研究发现:第一,1960～1990年出生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呈递增趋势;第二,家庭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的贡献率最高,人力资本则呈逐年递增趋势,社会资本的贡献率则表现为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上述三种传递机制对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贡献率逐年递增,由1960～1964年出生子代的20.73%提升至1980～1984年出生子代的57.46%;第三,更高速的经济增长与更包容的收入分配方式能够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的提高。以多种测度方法得出我国出生队列的代际收入流动变动趋势的稳健性结论,并分析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发生趋势变动的原因。为我国阻断代际贫困陷阱、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新的经验和政策支撑。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被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从历史和制度视角分析中国南北经济分化背后的深层次逻辑。本文基本结论表明，南北经济分化和演变并非晚近的、新的经济现象，而是隋唐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在战争和人地关系驱动下形成的广义南北制差异，是理解历史和现代南北经济分化的重要视角。广义南北制差异具体为北方军农主义和南方农商主义的正式规则差异、“北疏南密”的行动组织差异以及“北农南商”的社会文化差异。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的正式规则瓦解，但“南制”中的组织能力和商业文化为南方培育了市场意识和要素集聚渠道，南方民营经济顺势发展，鼓励竞争、创新的营商环境由此形成。南北制下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组织差异是理解南北经济分化的底层逻辑。

本文以我国1988年开始的产假延长改革作为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产假天数增加对我国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长期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适度享受更长产假有助于增加女性劳动收入以及提高女性正规就业的参与率。这一长期动态效应逐渐增强，并且在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或是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女性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进一步发现，产假延长有利于提升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从而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益。本文结论对我国产假政策和生育政策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基于“技术—经济”研究范式,即技术革命引致经济变革,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涵盖“三个变革”,即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其中,动力变革包括“五个根本转向”: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传统要素转向数据要素、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从物理基础设施转向数字基础设施、从物质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变革包括“三个精准连接”:微观层面研发、制造、营销、营运四个区段精准连接,中观层面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四个链条精准连接,宏观层面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精准连接;质量变革包括“三个深度融合”:微观层面生产者和消费者深度融合、中观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深度融合、宏观层面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深度融合。在“新技术群”的加持下,在动力变革的基础上,通过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速度增长相统一的新型发展模式。

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是破解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推进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期望SBM模型综合测算了各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全面考察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在经过平行趋势、安慰剂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来实现,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削弱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政策红利。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能够有效提升非资源型城市、衰退型和再生型资源型城市、省会都市圈内城市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但对成长型和成熟型资源型城市、非省会都市圈内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在未来推动能源革命的进程中,应基于各类城市特征不断深化改革用能权交易市场机制,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推动能源要素高效配置与合理使用。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数据研究了在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下非房地产企业融资需求与信用利差变化情况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扩大了投资者对非房地产行业债券的投资规模，相比低融资需求企业，投向高融资需求企业的资金规模更大，企业获得融资后信用资质改善更明显，信用利差缩小程度更大；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有显著的异质性作用，高评级企业、所处金融环境更好及投资者偏爱行业的高融资需求企业的信用利差缩小程度更大，但“非优势”企业的债券利差也显著缩小，政策具有普惠影响。因此，应重视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对非房地产企业融资的溢出影响，引导资金更有针对性地投资于“非优势”企业，充分利用房地产融资限制政策的溢出效应，提升经济长期发展潜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从产业结构转型的视角出发,对“东北现象”进行分析,解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本文认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的背后是产业结构转型的迟缓和停滞,这既包括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结构转型,也包括制造业内部不同资本密集度行业之间的结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使东北地区错过了由符合我国总体比较优势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经济增长。本文发现,上述农业劳动生产率假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1990～2010年东北地区人均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同时,本文还进一步通过与川渝地区的对比强化了对核心假说的论证,并对东北地区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收缩问题,不仅是一个人口流失问题,而且是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城市层面进行配置后的结果。本文从“资源错配”新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9年287个地级市及以上的数据,系统分析了中国收缩城市和非收缩城市的资源配置情况,并且结合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行政等级情况进行了交互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城市收缩确实与资源在城市层面的配置有关,收缩城市的资源错配问题更加严重,而且收缩城市既存在资本配置过剩,也存在劳动力配置过剩。其次,从资源错配的角度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城市收缩在不同地区并存出现的现象,中西部是资本配置过剩问题,而东北则是劳动力配置过剩问题。最后,对于收缩城市而言,资本配置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全部过剩,劳动力配置则在东部和中部不足而在西部过剩;资本在非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而劳动力在资源型城市的配置过剩更加严重;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低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高的城市更严重;低等级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要比高等级城市更严重。本文对于中国解决城市收缩、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资源配置等问题富有启发意义。解决中国城市收缩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升级能力以及城市等级等因素,合理优化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的配置。

消费和投资是内需的两大组成部分，理解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对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一个家庭消费—储蓄决策的模型，刻画了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与户主年龄、家庭人均收入、人均净资产之间的关系，并实证验证了这种关系。本文发现，由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和工作经验回报率的下降，中国家庭人均收入—年龄分布曲线峰值提前到了25～35岁。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收入—年龄分布是解释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的U型曲线关系（中年户主家庭储蓄率“凹陷”）的主要因素。在控制教育、医疗负担和多代合居等潜在遗漏变量后，本文的解释仍然成立。基于微观模型，本文构建宏观估计方程发现：收入增速下降是2010年以来储蓄率下降的主因；在收入增速等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上升。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推论认为，产业结构只有与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增长。本文为验证这一推论，利用全球国家和地区面板数据，构建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匹配度指标，研究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关系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发现：一国的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越相匹配，人均GDP增长速度越快，且这一经济增长效应在中、低发展水平国家中更为显著；与传统讨论两变量相互影响的交乘项方法相比，本文构建的匹配度指标更能体现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匹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更大；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两者差距为0时是最优匹配点，侧面印证了本文匹配度指标的合理性。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推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将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经验依据。

本文基于金融地理视角，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银企距离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中，提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的假说。据此，本文利用银企距离对北京大学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进行加权，构建企业层面的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标，并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相应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具有广泛普惠性、风险可控性和精准匹配性，并且这一正向溢出效应在高市场化程度、高数字技术水平的区域更加显著。本文还发现虽然其他融资渠道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但均无法实现完全替代，表明各地政府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溢出效应予以更多关注。本文丰富了微观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成果，为引导传统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政策参考。

中国全面开展气候治理,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历史节点,不仅需要理解中国过去碳排放增长的驱动来源,还需要从国际视角出发,对中国未来碳减排路径进行有效评估和合理判断。尽管发展阶段与具体国情不同,但发达国家碳达峰的实现历程,为中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提供了国际视野和借鉴参考。因此,从更宽视野分析不同国家处在不同工业化阶段,其碳排放的驱动方向和驱动程度可能存在的规律性特征,对于解析中国如何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优化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鉴于此,本文首先采用指数分解法与生产理论分解法相结合的综合分解框架对全球主要碳排放国家过去二十年的碳排放变化进行回顾性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使得经济产出效应远超同期其他国家。资本能源替代承担了中国过去十余年的减排重任,但国际经验表明伴随工业化进程,资本能源替代效应逐渐减弱,亟须探索碳减排的新动力。随后,对中国2022～2060年碳排放演变路径进行模拟的结果表明,能源结构加速优化与生产技术绿色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可能的碳减排动力来源,技术效率提升是碳达峰时间节点提前的关键,能源结构调整成为从碳达峰迈向碳中和的主要推动因素。此外,2060年可能仍然存在超过20亿吨的碳中和缺口,需要利用负碳技术做“减法”。积极稳妥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地采用碳减排对策,短期内应加强国际交流,加速低碳技术扩散与创新,长期则应从供需两侧逐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背景下，中 国经济从总量、结构到内涵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 中国经济跨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清晰地刻画出经济增长的路径和机制、共 同富裕的实践方向和方法以及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等十分必要。相应地，数 量经济学科研究也需要新范式、新理念和新思路，为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经 济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方针政策提供科学评估和明确指引。具体而言， 针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解读与剖析，包含不确定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金融协 调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下的创新要素配置、收入不平等与 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世界意义、世界大变局下我国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等诸多实践问题，针对数量经济学科深化研究 和方式方法创新，则包含了海量数据特征与数量经济学研究的融合、数量 经济学科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研究场景、数据特 征和学科知识框架的延伸，为当前数量经济学科发展和研究拓展提供了契 机，也提出了挑战。 在此背景下，2022年7月9日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和山东工商学 院在山东烟台共同主办了“2022年第十一届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 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高峰论坛，邀请相关 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围绕各自研究领域进行主题发言报告。与会专家的发 言报告和研讨为探寻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协调 发展机制、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以及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其他重大现实 问题提供了新理念，也为数量经济学科的研究范式调整、研究方法创新以 及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内容,对于加快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片区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从营商环境的视角,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制度型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代表的制度型开放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表明,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检验发现,制度型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规模更大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推进技术效率提升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结论为中国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进而加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工具能否发挥示范功能,引领和推动更大范围内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这是健全绿色金融体系需要回答的问题,更是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0～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表现的行业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会显著提升同行业其他企业的ESG表现。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会加剧行业竞争并带动同行业其他企业采取更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动从而提升ESG表现。异质性检验表明,小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低碳企业的溢出效应更显著。本研究不仅拓展了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也深化了对绿色债券发行经济后果的认识,为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与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firm’s financing barrier is crucial to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has undergone rapid growth in recent years, while relevant industries has played major role in boos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mitigating adverse impacts from the Pandemic. This paper is built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 fundamental ele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firm’s financial constraint. In theory,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an facilitate the effective handling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the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firms, hence promoting the likelihood of factor sharing within and among firm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rfe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firm-bank connection, resulting in a more unhindered information transfer and knowledge acquirement between borrowing firms and target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se concerns, we expec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o be useful in relaxing firm’s financing constraints.

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Broadband China” exemplary citie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within 2005 and 2019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firm’s financial constrai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 of “Broadband China” effectively lowers the indices on firm’s financial constraint, the alleviation effect is realized via adjusting external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reducing internal financing costs. The results are robust to an array of sensitivity tests including the parallel trend test. Moreover, the identified financial effect of “Broadband China” policy is found to be contributed mainly by private-owned firms, firms with low leverage ratio and firms in service industry, indicating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reduces “financing gap” among firms with differed ownership, corrects for “attribute misallocation” embedded in the bank-firm credit process, and facilitat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ird industry.

Our study provides digital-economy-based solution for firm’s problem of financing barriers, while also offer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Powerful Digital Nation” strategy. While the study has illustrated the role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financially fueling firms, government investments should be more emphasized on projects with digital factors, and lower the financial barriers for firms via assorted digital based guidance. Meanwhile, firms pursuing a stro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are encouraged to embrace the new digital era by adopting more digital-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在数字经济时代，乡村振兴需要数字技术提供引擎和发展动力。农村电商作为数字经济融入中国农村的重要形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如何？本文采用2012～2018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淘宝村出现的时空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级市内有无淘宝村”“地级市内淘宝村数量”均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对于一个淘宝村数量处于平均数（18个）的地级市来说，其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比没有淘宝村的地级市高642元，相当于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5%；此外，淘宝村使得农民消费支出提高315元，相当于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2.4%，有利于推动经济内循环。异质性分析发现，淘宝村对初始农业生产率低、城镇潜在市场大的地区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淘宝村的增收效应主要源于对创业的拉动作用。本文结论表明农村电商可以激发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环境规制会通过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成本和绩效、提升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判断和信贷行业投向三个渠道给重污染企业的融资带来影响，从而产生信贷资源再配置效应。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对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实施确实给重污染企业融资带来了影响，机制检验发现，新环保法没有对企业的成本和绩效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是提升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但这并未对企业融资带来实质性利好，同时新环保法实施显著影响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业投向进而对重污染企业带来不利影响。这些发现从加强环保执法、强化环境信息披露、增强商业银行环保意识等方面，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完善推动绿色发展的金融政策提供了一些启示和思路。

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第一动能。当前我国西部地区人才匮乏问题仍很突出,难以适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本文从企业创新的视角考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如何有效落地。研究发现,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对西部地区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中涉及“常驻支持”、“个人发展”及“经费支持”的激励措施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政策着力于消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将人才个人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并为人才提供配套科研资金支持时,人才对企业创新会产生持续促进作用。此外,随着西部各个地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人文环境、居住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等制度环境因素的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本文将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消除西部地区人才困境、促进区域技术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th inconsistent words and deeds of enterprises on the risk of stock

我国数据交易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交易类型日益丰富,数据定价是数据交易的关键环节,一个合适的价格可以激励交易各方促进成交,使数据充分流动。数据要素定价是将数据看作商品,并使用具体模型对其进行定价的行为,涉及信息经济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领域。本文首先从实践层面出发,分析数据交易平台现状,具体包括数据平台的不同模式、交易的数据产品类型以及定价方式。其次,从理论层面出发,梳理了数据和数据产品的概念,明确了数据要素定价的对象,并总结了数据要素的五大特征——非竞争性、非稀缺性、排他性、强协同性和价值异质性,这些特征决定了对数据要素进行定价的复杂性。再次,从数据要素价值评估的基本维度、主要数据定价技术以及数据交易市场的主要定价策略三个层面展开,评价了各数据定价方法的优势、局限性和适用性。最后,基于目前数据定价方法研究的不足以及实践中数据定价存在的问题提出区块链赋能实现数据要素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定价、利用隐私保护技术实现数据的分类定价、多领域技术协同构建统一的数据要素价值评估体系以及完善数据交易市场的相关政策法规。

随着我国股权激励制度的实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与制度优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契约异质性视角，采用多期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检验了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水平，并且提高了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创新投入以及成熟期企业的创新产出。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股权激励计划主要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创新团队稳定性、强化利益协同效应和监督效应机制来提高企业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应更多地表现为“量质齐升”的创新策略，并且主要是由创新投入增加引起的，而不是由创新效率提高驱动的。本文对优化我国上市公司创新导向型股权激励机制设计，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实施“双碳”战略背景下,本文借助智慧城市试点开展准自然实验,首次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智慧城市的减碳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平均而言减少了试点城市4.2%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一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以及排除其他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稳健成立;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进而通过创新效应和结构效应实现碳排放减增量,同时,智慧城市建设还通过优化绿地分布、提升绿化率缓解城市热导效应,实现碳排放减存量,但是固碳效应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特大城市与非资源型、资源成长型、成熟型城市等产生的减碳效应更为显著,而对资源依赖型城市无减碳效果;空间效应研究还发现,智慧城市建设的减碳效应在空间上呈现正向溢出特征。本文研究从城市建设视角丰富了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具体路径,对响应“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党的二十大号召而言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表现。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其鲜明特征和时代价值，2025年底前全岛封关运作更是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大好机遇。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将面临更大风险挑战，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其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经济主权风险、国际投资风险、金融开放风险、数据跨境流动风险、优惠税制安全风险、生态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等。因此，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建设过程中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在明晰开放发展与安全风险防控的辩证关系和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加强防范外资安全风险、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促进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精准全面防控税收风险、维护生态和公共卫生安全等举措，加快建立起与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从而在安全风险可控前提下率先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范例。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有助于通过招商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本研究探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否有利于更大程度地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空间资源有效配置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2009～2020年智慧城市试点与北京大学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智慧城市设立对地区招商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设立提升了地区吸引外资水平，表现为增加单位企业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相比于非资源依赖型地区，这一效应在资源依赖型地区更显著，同时在地理区位上呈现出向西部倾斜的特征。机制检验显示，智慧城市设立可以通过促进要素实物集聚和虚拟集聚来提升地区招商引资水平，而样本期内实物集聚发挥的作用更大。本文为探索经济新发展理念和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The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of academic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t is the centralized embodiment and significant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conomic governance capa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ny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causes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system, fiscal and tax system or cultural facto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ormed an efficient leadership system and governance model through continuous exploration in long-term practice.To underst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investigate the unique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view of thi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longitudinal governance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conomic governance model with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s the main feature, aiming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cept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is a system which takes party and government branch organization as operation carrier and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and benefi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cts 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downward decomposi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goals, th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decompose and implement the goals as the "upward responsible" contractors under administrative constraints, political or economic incentives, finally coordinate and unified to complete the targets of the system. In the system of "target responsibi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contract-contracting",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the top-down "constraint" effect, but also the bottom-up "incentive" featur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objectiv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eps: setting objectives, decomposing objectives and assessing objectives. The steps of goal making, goal decomposition and goal assessment are not only gradient and gradual, but also interactive, thus forming a coordinated and unified closed loop system.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Chinese-style decentralization, vertic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of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under Chinese model. First,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determines the binding nature of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Democratic centralism ensures that the overall objectiv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re extended locally in a highly organized form wbhich has significant vertical constraints on local government. Second, "top-down" vertical governance ensures the cohesion of the target accountability system. Top-down performance appraisal motivates local governments to take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targets. Third, the fiscal incentive under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 strengthens the effectiveness of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e tax-sharing reform fully aroused the enthusiasm of local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loc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Fourth,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stimulated the creativity of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China's market economy system in which public ownership plays a dominant role and various forms of ownership develop side by side not only ensures that the goals set by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can effectively play a leading role, but also gives full play to the initiative of various market entities.

Finally,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main mechanism of local government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self-motivation effect" and "yardstick competition effect" in the "top-down" target-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system. Under the vertical constraint 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target, the economic growth targe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ssessment and promotion of officials. This pressure assessment system increases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 and strengthens the "self-motivation" of local officials. In addition,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iracle. Local officials will spare no effort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pursue higher economic growth rates in order to win the promotion tournament. Therefore,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horizontal competition formed under the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not only ensu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ownward decomposition" of the target, but also ensures the completi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target.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deepening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govern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provides policy inspira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next step. First, scientific desig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bjectiv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While the GDP-focused competition model of local officials has significantly boosted economic growth in past stages of development, it has also led to adverse effects such as overcapacity and redundant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not on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overall function and leading role of "target responsibility system" when set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but also avoid the phenomenon of excessive overloading under the vertical management system. Second, we will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evaluation system and improve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Regional performance will no longer be measured solely by GDP.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ople's livelihood, culture and security will be taken into mor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so tha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ill not be based on total quantity, speed and scale, but on the quality, mode and sustainability of development. Third, we need to standard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ince the tax-sharing reform, the divergence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authority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s intensified the function dislocation and behavior distor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tax system and enrich the revenue source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ransfer part of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y appropriately. On this basis,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in market economic activities should be furtherly restricted, so as to reverse the distor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led incentive mode.

本文基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工业机器人安装量数据，研究了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为代表的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层面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不仅在企业层面形成了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而且对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提升作用在外部资本可得性较低的企业、未获得财政补贴的企业、高强度人力资本行业企业更为显著，融资约束缓解因此被证实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企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的关键；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所推动的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升最终带来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以及生产效率、市场价值的提升。

2022年,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乌克兰危机升级、全球通胀升温、美联储货币政策剧烈调整等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面对国内疫情反复和“三重压力”等挑战,中国经济在压力中迎难而进,总体呈现V型走势。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一年,做好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宏观政策需继续保持足够的逆周期调节力度,促进经济恢复更加稳固、更加充分,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进一步优化工具选项,有效对冲私人部门需求不足缺口,促进产出缺口收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进一步发挥好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和减轻债务负担;提质加力就业优先政策,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同时,要注重加强各类政策之间协调配合。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对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建议2023年抓好以下重点工作任务:一是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二是稳定预期提振市场主体信心,着力扩大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三是在化解风险的同时构建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四是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五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高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六是加快重点领域改革攻坚步伐,深化对外开放应对外部挑战;七是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八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九是着力稳定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十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协同发展是我国优化城际发展格局的重要方向，而合理进行高铁网络规划对于促进城际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分别构建度数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指标以刻画高铁网络的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并基于2006～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效应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研究发现：全样本下，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均对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通达深度的正向作用相对更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东中部地区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的正向作用相较于西部地区更强，且其高铁网络规划应侧重通达深度；大城市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的正向作用相较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更强，且其高铁网络规划应侧重通达深度；经济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调整是高铁网络通达深度与枢纽地位作用于城际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机制。

如何理解产权塑造及其对市场发育的影响是经济学的核心话题，然而相应的经验证据并不充分。本文使用一套基于中国雷州半岛独特“祖宗地”现象的调查数据，对于农地制度演化如何塑造产权进而影响市场发育进行了探讨。首先考察样本村庄的土地制度演化史，通过提炼制度特征得到四类制度代表型：湄潭实验组、全国典型组、良序拟私有制组、失序拟私有制组。其次，使用一个政府管制与自发秩序权衡的理论框架，分析四类不同制度演化所塑造的产权状态。最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权稳定性确实是政府管制和自发秩序互动的结果，为二者的力量权衡所塑造；产权清晰性却是政府管制的单调函数，即越管制越清晰；产权清晰性对于土地流转市场范围的扩大具有支撑作用；产权稳定性对于土地流转市场的深化而言必不可少。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critical stage of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associated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come a key challenge for China to realize carbon emission peaking targets on schedule.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clarifying the impacts of various factors related to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 on the evolution trend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identifying the carbon reduction pathway coupled with economic growth can provide prominent decision references to optimize carbon reduction policy and realize carbon emission peaking. To investigate the complex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urbanization level from two perspectives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and urbanization pace, and then introduce the urbanization level as the background variable into the STIRPAT model to constructure a latent class model. Based on the above model, we discuss the dynamic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and other key determinants on carbon emissions. Moreover, we design four kinds of urbanization backgrounds and three simulation scenarios to analyze the feasible pathway for peaking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by employing the Monte Carlo simul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GDP per capita, population density, energy intensit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have signifi cant promoting effects on carbon emissions, indicating that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is still energy intensive in general.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the promoting effects of some determinants on carbon emissions tend to be weak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level. In detail, the promoting effects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gradually decrea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Besides, the increase in the ratio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GDP can promote carbon emissions in regions with lower urbanization level, but suppress carbon emissions in most areas with higher urbanization levels. Moreover, only in regions with lower urbanization level, the increase in proportion of secondary industry results in more carbon emissions. The results of the scenario analysis demonstrate that under the historical benchmark scenario and the policy-oriented scenario, it is diffi cult for China to peak carbon emissions before 2030. In the context of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scenario and four kinds of urbanization evolution, China can peak carbon emissions at different time before 2030 with diffi cult peaking values. In addi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levels of urbanization, there are appare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peaking pathways of carbon emissions. Specifi cally, China is more likely to peak carbon emissions under the higher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he urbanization mode of “slow fi rst and then urgent”. Based on our fi nd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a stabl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 low-carb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to achieve the carbon emission peaking target as scheduled.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urbanization level is introduced as the background variable into the latent class model aiming at revealing carbon emission determinants, which can overcome the logical defect of general regression model in identifying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Thu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Meanwhile, the model we construc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explore the real infl 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with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n the explained variable. Second, based on the scenario simula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has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evolution tracks of carbon emissions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urbanization stages, thereby presenting the priorities of carbon reduction policy and the optimal carbon emission peaking pathway.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could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reasonable formulation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carbon reduction polic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osses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due to capital misallocation to dispersion in firm-specific borrowing costs in China. That is to say, the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POEs) face higher borrowing costs tha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with lower productivity. For one thing the differences in borrowing costs across firms may attributable to the relatively undeveloped financial markets in China. Specifically, there are frictions between banks and entrepreneurs as well as banks and depositors which arising from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 China's credit markets. From the credit demand side, since the default cost generates a borrower spread, POEs whose financing choices are affected by the higher default costs face higher lending rates than SOEs with the lower default costs. Thus different entrepreneurs differ in their default costs lead to borrower spread differ across sectors , which means that the financial demand frictions lead to reductions in TFP through capital misallocation. From the credit supply-side, the financial intermediary may divert a fraction of assets leads to an endogenous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credit loan constraint for banks which generates a lender spread. Thus the total loans funded will depend positively on the banks’ own net worth, and the banks are more unwilling to extend credit to POEs due to the higher default costs. Hence, the financial supply frictions would exacerbate the capital misallocation arising from financial demand frictions. For another thing, government implicit guarantees may be another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differences in borrowing costs across firms. To achievement some policy goals such as stable economic growth, the production decision of SOEs should be countercyclical. So the SOEs generally receive some preferential credit treatment through the government guarantees. That is to say,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implicit guarantees for bank loan to SOEs and bails the potentially defaulting SOEs out and pays off the loan partly or fully. Thus SOEs’ borrowing costs have been affected less by the financial factors which exacerbates capital misallocation.

Therefore the paper firstly incorporates government-guaranteed bank loans and double financial frictions into a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 with production heterogeneity wherein both bank and entrepreneurial leverage matter for the cost of external funds of nonfinancial firms borrowing from banks. By analyzing the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ing premium including borrower spread and lender spread, it has been found that: Firstly, the model economy can better account for structure of economy and business cycle in the China's actual economy. Secondly, changes in financial frictions induce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capital wedges across firms, which reduces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 across firms and aggregate TFP, and SOEs have been affected less by the financial factors since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guarantees for their debt which exacerbate capital misallocation. Thirdly, the impacts of the adverse shocks on the real economy have been double enhanced through linkage of bank and entrepreneurial leverage, while the financial supply frictions constrains bank’s ability to provide loans and thus exacerbate capital misallocation through reducing the available bank loans for POEs. Additionally, the model endogenously generates the counter-cyclicality of capital misallocation. Fourthly, during the economic downturn, the extent of capital misallocation will be exacerbated since the conditions of access to credit for POEs are more difficult and the production decision of SOEs is countercyclical.

The contributions in this paper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DSGE model which integrates government-guaranteed bank loans and double financial frictions into a unifi ed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first time. The government-guaranteed bank loans are adopted by the research Group of Operations Office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2017), the double financial frictions are constructed by adding a moral hazard problem between bankers and households along the lines of Gertler and Karadi (2011) to the Bernanke et al. (1999) financial accelerator model, and then the two frictional associations are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bank credit scale variable as a link.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static and dynamic analysis, the paper inspects the mechanism of the losses in TFP through capital and credit misallocation arising from the double financial frictions and implicit government guarantees. Third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economic downturn, the paper inspects the mechanism of capital misallocation by the conditions of access to credit for POEs are more difficult and the production decision of SOEs is countercyclical.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o solve the capital misallocation arising from imperfect financial marke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to alleviates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mong different economic agents including banks and entrepreneurs as well as banks and depositors; To solve the capital misallocation arising from the government-guaranteed bank loans, the government should to build the system of the state-contingent government-guaranteed bank loans to SOE firms on business cycle.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企业发展的绿色转型需要资金支持。货币政策变化反映了企业外部金融资源可得性难易程度的变化,而融资约束则反映企业内部财务资源紧缺状态。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面板泊松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在不同的融资约束状态下,货币政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融资环境不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企业融资约束越紧,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反而表现得越明显。在企业经营状态正常时,价格型货币政策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表现好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在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可以同时实施定向的宽松数量型和紧缩价格型货币政策,前者有助于缓解企业财务资源压力,后者通过调控企业的融资成本,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此调控政策的作用效果对于重污染行业和国有企业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