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奇迹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话题，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和重大实践创新。本文在中央—地方政府纵向治理的框架下，总结出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治理模式，旨在为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提供新的视角。首先，对目标责任制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总结概括目标责任制体系中目标制定、目标分解和目标考核三个环节相互演进的结构特征。其次，主要从民主集中制、中国式分权、垂直治理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解析中国模式下目标责任制有效运作的制度基础。最后，进一步分析在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管理体系中，地方政府通过自我激励效应和标尺竞争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以期为深化央地政府间治理关系的制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为下一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力量。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始终存在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于产品市场的突出现象，本文将其称为中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本文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内在机制的理论模型，利用中国各省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存在的显著差异性以及合理的工具变量，得到稳健性经验发现：2008~2014年，中国的“不对称”市场化改革效应对地区内微观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这种抑制效应相当突出，要素市场相对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滞后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企业人均创新总投入和人均私人性质创新投入分别下降1.200个和1.202个百分点。后续的机制分析揭示，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是因政府干预或控制要素市场而产生的高垄断价格挤压工业部门利润率所致。这些经验结果与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含义一致。本文的经验发现证明，在中国全面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为中国碳减排目标实现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首先将城市化作为背景变量引入分析框架，并基于 STIRPAT 模型构建了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潜在类别模型，进而实证考察了在城市化的影响下，相关因素对碳排放变化的动态差异性影响；继而，基于蒙特卡洛模拟对碳排放的潜在演变趋势进行了动态情景分析。研究发现，人均GDP、人口密度、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因此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仍偏向高能耗模式。动态来看，部分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促增效应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而弱化。在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人口密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促增效应会逐渐下降；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占比的提高会助推地区碳排放增长，而对大多数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而言，FDI 占比的提高具有碳减排效应；第二产业占比提高仅对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的碳排放呈现出显著的促增效应。动态情景分析结果表明，在历史基准情景和政策导向情景下，中国较难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而在技术突破情景下，基于四种城市化演化背景，中国可在不同时间点和碳峰值水平上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此外，不同水平的城市化背景下碳排放达峰路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其中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先缓后急”式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中国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更为有利。因此，政府需要在制定稳定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条件下，致力于提升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以确保如期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封闭、计划主导的经济体向现代、开放、市场导向的经济体的转变，成为“世界工厂”与“跨国企业之乡”。本文认为，海外华人华侨以及他们在中国大陆开设的侨资企业在上述转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回顾了过往的侨企研究，以具有代表性的南安石材业案例总结提炼出侨资企业在区域产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次，基于侨资企业数据库刻画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全体侨企进入的时空、行业和组织特征，总结了基本的经验事实，并通过比较侨企与非侨外企的差异突出了侨企的特殊地位。最后，通过定量证据展示了一些侨企在改革开放中可能发挥的溢出作用，并探讨了在国际比较下中国借助侨资实现发展的普适意义，展望了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
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国外已有一系列关于道德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将估计医疗保健需求的价格弹性作为研究重点。相比之下，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有限，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分析国内医保领域出现的问题。虽然目前对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在道德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基于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中国医保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主要体现在分析个体医疗保健的时间成本、估计患者对即期价格和未来价格的反应、区分道德风险和收入效应以及估算医疗保险的一般均衡效应四个方面。本文认为，基本中国现实情况，中国学者能够挖掘出更多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本文研究将能够推动卫生经济学关
于道德风险研究的发展，为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提供参考依据，并给其他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本文以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三个产业的发展政策为案例，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成功的条件与机制。基于笔者提出的以产业链和价值链分析为基础的整合性政策分析方法（ICVC-HPA），本文利用产业链价值链政策矩阵梳理了政策与企业的产业链价值链的关系，考察政策着力点何在，进而根据代表企业的规模、技术水平和效益及补贴数据，对产业发展水平及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在一定内外条件下，为促进特定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政府与市场及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包括目标、工具的政策体系，需要根据政策目标和产业链价值链特点进行政策工具及其组合的设计及实施，并适时动态调整；政企互动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形成、调整和完善的重要因素与必要机制；三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政策都已初步成功；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关键政策及体系能立足于国情并与市场机制和企业能力提升有机结合。
破解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数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景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潜力。本文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设立，利用2005~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指数，这种缓解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外部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企业内部融资成本两种渠道得以实现。此外，“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主要集中于民营企业、低杠杆率企业和服务业企业，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具有缩小不同产权类型企业“融资鸿沟”、校正银企借贷过程中“属性错配”和助力第三产业数字化转型等作用。本文为企业“降成本，促融资”问题提供了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视角的解决方案，为实 现“数字强国”战略目标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如何充分利用好人力资源，如何延续人口红利，已经是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旨在论证人口健康红利的存在性并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传统的“人口红利”的内涵指劳动力“数量”占优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和条件，但是在此内涵中劳动力“质量”的因素没有被考虑。而在度量劳动力质量的指标中，健康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为此，本文将人口健康因素作为相对独立的问题提出来。通过建立含有总产出、国民储蓄率和人口结构变量的数理经济模型，并采用理论推导和计量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对人口健康红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仅有“人口红利”，而且存在“人口健康红利”，其中人口健康红利由劳动力健康红利和老龄健康红利构成。本文推导出了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数量关系，并从理论上证明了提高人口健康水平有延续人口红利的效应。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同中国人口结构和特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我们发现人民币升值可通过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门槛、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利润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证层面，本文通过构建城市层面的有效汇率，利用2001~2012 年工业企业数据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人民币每升值 1%，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1.02%，且该结论在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同期若干政策影响的条件下依旧稳健。
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首次将双重金融摩擦和政府隐性担保因素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由此银行杠杆和企业杠杆均影响到企业融资溢价，实现资本扭曲的内生化，进而通过分析驱动企业融资溢价变动的因素来考察企业间借贷成本差异造成的资本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研究发现：金融摩擦产生的异质性企业融资溢价拉低了资本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负向冲击通过银企杠杆联动机制产生双重金融加速效应并带来逆周期的资本错配，同时信贷供给端摩擦通过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而加剧资本错配。经济下行时期，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加大以及国有企业生产决策的逆周期性均会加剧资本错配。这些结果表明，解决金融摩擦造成的市场型资本错配问题的关键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解决政府隐性担保造成的银行信贷配置非市场化问题可以建立具有“状态依存于经济周期的政府担保企业信贷”制度。
